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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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5日，载有64名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成员的飞机坠落黑海，他们原本打算去叙利亚赫梅明空军基地为俄罗斯空军军团送新年祝福。这一消息令俄罗斯民众悲痛万分，他们自发地来到莫斯科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大楼前，献花悼念罹难团员，普京总统宣布26日为俄罗斯全国哀悼日。这支有着78年历史的歌舞团足迹遍布世界，是俄罗斯的“精神支柱”，也是俄罗斯的“国宝”。
国宝级歌舞团的风采
1928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少将创立了当时苏联红军唯一的歌舞团。斯大林称赞这支歌舞团的创作是“战火中激励苏军将士的精神食粮”。1941年，希特勒借口苏联威胁欧洲安全，撕毁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其发起战争。带着愤怒与悲痛，亚历山德罗夫连夜谱出《神圣的战争》，带领歌舞团赴前线演出，歌曲很快传遍整个国家，鼓舞了战火中的军队和人民，后来被誉为“苏联卫国战争的音乐纪念碑”，也成为现今歌舞团的保留曲目。
这支俄罗斯国宝级的歌舞团，全名是“两次荣膺红旗勋章的俄军亚·瓦·亚历山德罗夫学院歌舞团”，分别于1935年和1949年两次被授予苏联红军最高奖章——“红旗勋章”，也是唯一两次获此荣誉的歌舞团，目前隶属于俄罗斯国防部，是俄罗斯国内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军队歌舞艺术团，拥有世界最优秀的男声合唱团阵容。看过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现场演出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每次演出尽管节目编排上会有调整，但就其内在的气质与风格来说是一脉相承的：彰显军旅风采，张扬民族气质，历经锤炼的深厚艺术功底。
作为俄罗斯的“国家名片”，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一直承担传递俄罗斯文化与外事出访的重要角色。1956年，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出访英国，当地媒体称“若红旗歌舞团的成员被充作军队，必定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克世界任何一个城市，不需要武器，只要从那个城市的歌剧院开始发动进攻”。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也是中俄两国友谊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新中国成立后，歌舞团曾先后9次来华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中国观众的欢迎。2015年新年，歌舞团还曾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专场演出，为中俄联合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活动献礼。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的创作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的《神圣的战争》，还有《小路》《喀秋莎》《三套车》等经典曲目感动了几代中国观众。
二战时期，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用音乐鼓舞士气，拉近反法西斯国家间的信任与情感；如今，则用音乐向世界传递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与友好情谊。可以说，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是当今“音乐外交”的最佳践行者之一，世界上还有许多用音乐“谱出”的外交佳话。
征服人心的“秘密武器”
在语言没有诞生的时候，人们就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后来由于劳动生产的需要，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之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就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作为人类最朴素与原始的沟通方式，音乐已发展成蕴含情感、思想和观念的艺术形式，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非常独特，被视为“一种能征服人心和思想的‘秘密武器’”，它可以跨越各种界限，创造理解与认同。近年来，音乐被频繁运用于各国的外交活动中，从而加强国家间的沟通与接触，甚至成为赢得民心与国际舆论支持的工具和手段。“音乐外交”是多变的，它可以化身各国的“形象代言人”，也可以是“外交先锋”，还可以被当作友好的“礼物”。
作为“外交先锋”的音乐，本身没多少政治意涵，更多的是为了向对方展示一种善意的姿态或者是提供沟通的桥梁。2016年3月26日，英国传奇摇滚乐团滚石乐队在古巴哈瓦那体育城举行免费演唱会，50万名观众涌入场馆，没能进场的民众甚至站在房顶上观看演出，可谓盛况空前。20世纪60年代起，像滚石、披头士这样的英美流行乐团一直被古巴政府视为颠覆性的东西，是被严令禁止的。这一次滚石乐队在古巴的演出被外界解读为“历史性的改变”，这显示古巴正在逐渐走出在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孤立，同时也象征着美古关系解冻后，古巴进一步重返国际社会。
提到奥地利，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音乐之乡”。二战之后，尽管奥地利已成为“永久中立国”，但国际社会依旧普遍认为奥地利是纳粹德国的“帮凶”。为了重塑自身形象，奥地利政府投入大量的精力与经费到修建歌剧院与培养国家乐团上，并派遣维也纳歌剧院和爱乐乐团、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到世界各地巡演。
音乐常常被当作“礼物”来维持国家间的友好关系，甚至平息外交风波。2003年7月2日，刚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欧洲议会上把德国籍议员马丁·舒尔茨与纳粹相提并论；时隔两天，一位意大利政府官员又将德国人称作“金发碧眼的超级民族主义者”。这引起德国方面的不满，进而导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取消当年到意大利海滨度假的计划，意德关系也一度紧张。而两国关系的缓解正是得益于“音乐外交”。2003年8月，欧盟委员会主席、意大利人普罗迪邀请德国总理施罗德去维罗纳歌剧院观看歌剧《卡门》，随后，贝卢斯科尼与施罗德举行了“外交风波”之后的首次会谈，会谈结果被当时媒体评价为“非同寻常”的积极成果，不仅彻底结束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不愉快事件”，而且“为两国在欧盟改革等一些重要领域的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础”。可见，“音乐外交”不仅可以在抽象的意义上维持与促进国与国的关系，其自身带有的善意也可以在临时性、突发性的外交事件中发挥作用。
其实，“音乐外交”作为一种手段，意义更多在于它的“弦外之音”。如果国家间没有信任、沟通渠道和对话机制，一次友好的“音乐外交”很难在根本上解决问题。2008年，历史上常扮演“外交先锋”的纽约爱乐乐团到朝鲜访问，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到访的美国交响乐团，也是迄今访问朝鲜的最大阵容的美国代表团。当时，此举亦被外界解读为是两国外交关系“破冰”的开始。但如今，朝美关系依旧面临很多问题，可以说其改善之路“任重道远”。
音乐除了为国家外交目标服务之外，还为个人或者是国际组织助力，亦成为促进不同地区、种族、民族和平与友好的工具。法国尼斯恐怖袭击的阴霾还未消逝，2017年新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度发生惨剧，恐怖袭击的原因有很多，不同文明间的误解与冲突首当其冲。总部位于美国的“和平音乐家协会”就是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而成立的，其宗旨为“通过音乐培养和促进和平”，他们注重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理解，创造条件使音乐家跨越民族与种族合作演出。致力于音乐与国际和平研究的德国学者森哈斯，曾把巴洛克音乐称为“和平幻想曲”与“秩序幻想曲”，他认为巴洛克音樂反映了人们对合理国际秩序的向往、对和平的希冀以及对战争的憎恶。
音乐外交在中国
在我国外交事务中，上到首脑外交，下到民间公共外交，都能看到音乐的影子。1993年的中美领导人高端会晤，彼时正值中美关系的低谷期，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面时严肃而凝重。江泽民知道克林顿曾是萨克斯管业余乐手，就特地赠送他一件中国制造的萨克斯管。克林顿表示非常感谢江泽民送他质量很好的萨克斯管，说他上学时很喜欢演奏，当总统后太忙，没多少时间吹萨克斯管；江泽民则表示他也爱好音乐，但不会吹萨克斯管，会拉二胡也喜欢唱歌。这段富有人情味的对话，立即缓解了会场的严肃气氛，也使得接下来的交谈变得相对轻松，最终圆满结束了这次会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表演也是我国“音乐外交”的一大特色。军乐团的演出激情澎湃，是向外国展现中国形象、塑造国威军威的“名片”，军旅艺术最能体现民族风骨与时代精神，因为军队的光荣历史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60余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是每次共和国重大事件的见证者，7000余次的完美演出，迎送过200多个国家的上千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军事代表团，数十次受命执行文化外交和军援辅导任务，出访过美国、英国、德国、朝鲜、日本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用饱含民族精神的音乐征服了所到国家民众的心。可以说，中国大国形象的构筑离不开“军乐外交”。
“音乐外交”能够抚慰伤痛、鼓舞士气、消融分歧，正是音乐独具的超越国家、民族、地域的柔性力量，使它成为最走心的外交语言。
【责任编辑】王 凯 (王紫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