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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银(2)
http://www.100md.com 2017年5月1日 《百科知识》2017年第9期
人生有银

     始创于1701年的耶鲁大学也有类似的际遇,1718年从维瑟斯菲尔德迁往纽黑文时资金匮乏,校方曾通过社会贤达马瑟向东印度公司老板耶鲁求援。耶鲁捐赠了9大包货物,417本书和国王乔治一世画像。学校将图书留下,出售货物所得560英镑用于修建校舍,并立即兑现诺言,将学校更名为耶鲁学院。

    历经几百年岁月沧桑,哈佛、耶鲁的名字在全世界家喻户晓。学校每年收到捐赠达数百亿美元之巨。不差钱了,但从未忘记草创的艰辛。对于当年的滴水之恩,他们的报答何止是涌泉,分明是一条浩瀚的江河。

    真正殚精竭虑、倾囊打造现代大学的第一人,要数约翰·霍普金斯了。1873年12月24日,这位巴尔的摩富豪患肺炎去世,遗嘱中将700万美元遗产对半平分,用来开办霍普金斯大学和霍普金斯医院。这样大的手笔,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

    霍普金斯1795年5月19日出生于马里兰一个烟草农场主家庭。作为废奴主义者,父亲1807年释放了所有奴隶,12岁的霍普金斯从此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不得不辍学参加田间劳动,这也许是他决心开办大学的远因。而目睹家乡天花、霍乱、黄热病肆虐,自己更几乎在瘟疫中丧命,这让霍普金斯萌生开办医院的梦想。50岁左右时,贩运威士忌的生意为霍普金斯积累了殷实的财富,而大胆投资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则让他跻身于商业巨子之林。霍普金斯曾对园丁说过:“我被赋予的诸多才能只是一种托管。我不会将它们埋葬,而要献给渴望受到教育的青年。”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比霍普金斯要迟25年。

    精心挑选两个12人的董事会筹备大学和医院,是霍普金斯6年前的亲手安排。1874年,董事会写信给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密歇根大学校长安吉尔和康奈尔大学校长怀特请求举贤荐能,他们不约而同提名加州大学校长吉尔曼。1875年3月,吉尔曼正式就职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他推行欧洲洪堡大学模式,让霍普金斯大学成为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吉尔曼也被誉为美国现代高等教育之父。

    斯坦福大学的全称是小利兰·斯坦福大学,它的建立背后有一段凄美动人的故事。1884年,前任加州州长、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利兰·斯坦福一家赴欧洲旅行。15岁的独生子小利兰·斯坦福不幸患伤寒病去世。斯坦福和妻子珍妮悲痛欲绝,决定以儿子的名义,在加州建立一所大学。他们说“加州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这年5月,夫妻二人先后到哈佛、康奈尔、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考察咨询。1885年11月11日签署了法律文件,承诺拿出1.9万英亩(约7689公顷)的葛瑞德里农场,5.5万英亩(约22258公顷)的蒂荷马农场和8800英亩(约3561公顷)帕罗奥多马场以及家庭其他财富用来办学,总数超过3000万美元。1887年5月4日小斯坦福19岁生日那天,校园正式破土动工。纽约媒体曾经预言,斯坦福的教授只能“在大理石会堂里对空板凳讲课”。但1891年10月1日开学时,学校已拥有教师15人和学生555人。宗教自由,男女合校,贫富平等,印第安納大学校长乔丹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珍妮在开学典礼上情绪过于激动,以致不能发表精心准备的致辞。

    1893年6月21日斯坦福突然病逝,刚刚开办2年的大学陷入财政危机。由于创办之初的家族式经营,致使学校财务冻结,等待遗嘱检验。州政府为当年铁路贷款而对斯坦福的诉讼更让局面雪上加霜。大学停办似乎已不可避免。为了丈夫的事业和儿子的声誉,珍妮一改家庭主妇的怯懦和柔弱,奋不顾身站在捍卫学校生存的最前沿。珍妮节衣缩食,扫数拿出积蓄,变卖马匹珠宝,维持学校的开销。1898年12月,高等法院宣判解除斯坦福遗产冻结。此后珍妮又抛售铁路股票获1100万美元,危机最终得到化解。校长乔丹对“梦魇6年”感慨地说,“学校命运悬在一根细线上,那便是一个好女人的爱”。珍妮1905年2月28日在夏威夷逝世,6000多人参加了她的葬礼。一代学子都称她为“斯坦福的母亲”。

    我们不会忘记路易斯·班伯格和卡罗琳·班伯格兄妹,他们在纽瓦克从零售小商品起家,1912年发展成占据一个街区的14层百货大楼。1929年经济大萧条开始前6周,班伯格公司以2500万美元高价卖给了梅西百货公司。他们决定用自己的财富回馈纽瓦克人民。起初打算办一所医疗学校,请两位律师找著名医学教育家芙莱克斯纳咨询,因为他曾写过著名的医疗教育调查报告。芙莱克斯纳坦率指出,在纽瓦克建立医疗学校并不合适,因为这里没有像样的医院和医科大学作为支撑。他建议开办一所柏拉图式学院,吸引全世界顶尖的大师,从事最高层次的纯理论研究。班伯格兄妹欣然接受了芙莱克斯纳的提议,出资500万美元,成立了15人的董事会,于1930年5月20日签署法律文书,建立起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并聘请芙莱克斯纳为首任院长。

    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并不隶属普林斯顿大学,但初创的头6年一直寄居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琼斯楼,直到1939年迁入新落成的富尔德楼,和普林斯顿大学也不过相距3千米。加上多方面联系与合作,便形成了彼此特殊的亲密关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特色是规模小而门槛高。1932年爱因斯坦和范布伦成为最早的终身教授后,诺伊曼、哥德尔、外尔等接踵而至,奥本海默担任过第三任院长。狄拉克、泡利、拉比、盖尔曼、图灵、戴森、玻尔、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等都曾在这里风云际会,真可谓名声如雷贯耳,光彩耀眼欲盲。该院的另一特色是不受世俗羁绊,不为生计担忧,不用讲课授徒,不需述职尽责,唯一的使命就是天马行空地思考。难怪这里被称为“学者的天堂”。

    当我们艳羡这些科学大师的特权时,又怎能不感叹班伯格兄妹的执着。他们用自己毕生的积蓄,把神圣的科学家供养起来,去研究高深的人类大事和宇宙大事。科学精英们又怎能辜负社会的信赖和期待?

    关于捐资办学的故事,应该是一本辞典的内容。吉拉德学院、范德堡大学、康奈尔大学、麦吉尔大学……每个年长者都会怀念美好的学生时光,每个青年人都会向往神圣的知识殿堂,而许多不朽的名字将和人类的科学教育事业同在。 (赵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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