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牵星过海的猛士之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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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古港遗址
赵陀虽生于北国，但长期的南越治理让他习染了海洋之风。海洋民族的生存经验就是：不懂风情，只能望洋兴叹；只有见风使舵，方能逢凶化吉；顺风即可一日千里，逆风则寸步难行。这些实实在在的道理培养了南越王长袖善舞的本领，使他能在秦末汉初的诡谲风云中巧妙地规避险恶，且长寿百岁，笑看山海。在自己“东西万余里”的领土上推行汉字，广建城池，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使南越地区由原始分散的部落状态一跃进入与中原同等的社会形态。
扶胥港：汉唐广州放洋万里的起点
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广州市区，数条大大小小的河流蜿蜒纵横之后向东南汇聚，并在黄埔岛附近形成宽阔的水面，这水面继续向南，在愈加平阔中过虎门流向南海。从总的地势上看，广州北高南低，丘陵台地自东而西舒缓绵延，仿佛一个大大的臂弯。而黄埔连接着东南深水湾与西北丘陵台地，从这里向东可漂洋入海万里扬帆，向西则能回到温暖富庶的广州城。《明一统志》说：“自此出海，浩淼无际，东连闽浙，南通岛夷。”清初至鸦片战争前，黄埔港是朝廷钦定的全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口。作为一个庞大帝国唯一的对外窗口，今天的我们已经难以想象它曾经的繁忙与繁华。近代随着河沙淤积的严重和广州城市的扩大，广州国际港早已搬离黄埔，但今天，这片珠江水面仍有大型货轮的身影。
今天我们要去探访的是比黄埔港更早的扶胥港。扶胥港是隋唐及以前的广州的门户和港口，位置较黄埔港略东，在今天黄埔区庙头村附近，与著名的黄埔军校隔珠江东西相望。史料显示，东晋元兴三年(404)、义熙六年(410)，大将卢循和孙处都是率大批海船远道而来，出其不意地经扶胥港攻陷了广州城。随着日益频繁的海外贸易，居留广州的番商随之增多，唐光宅元年(684)还出现了南亚番客刺杀广州都督的案件，“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叡及左右十余人”。随后，唐乾元元年(758)，因不满朝廷官员的严苛剥削，一批大食、波斯商人竟偷袭扶胥港围攻广州城，当年广州国际客商的规模可见一斑。斗转星移，现今这里的大部分属于粤华发电公司的厂地，临珠江的健翔码头虽依然忙碌，但与唐宋时扶胥港相比已清冷许多。
在吴家诗编著的《黄埔港史》一书中，扶胥港曾是占尽天时地利的天然良港：“地形上，扶胥北依丘陵山地，将军山、大天山直临岸边，南迎薰风，北防寒流吹袭，而且二山可以作归航标志。由扶胥往北直至广州，河道狭窄，江内水急潮聚，礁石众多；由扶胥出虎门，则风帆南下，势无所阻。西边河南，市桥台地，可阻挡台风袭击。同时，扶胥正当凹岸，珠江到此转向南流，凹岸水流较急，不易淤塞。故黄木湾是个水深港宽，适宜建筑港口之处。” 汉至两晋时，地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已经崛起，那时“数不清的罗马商船经埃及红海港口远航，穿越阿拉伯海，直驶印度东南部”。在东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从广州出发，沿中南半岛南行5个月可抵达今越南南部，再4个月可到今泰国佛统，转行陆路至缅甸后，于印度洋扬帆，两个月后就能抵达印度。东西方之间以广州为起点、终点的交流史自此拉开大幕。但两千多年来，自广州扶胥港出海的人究竟有多少，现在的我們已无从知晓。
南海神庙：迎来送往，海不扬波
714年，一支由大食三角帆船组成的商队远远出现在广州外海。两百多天以前，四艘装满大量香料、玻璃、珠宝、象牙等商品的双桅帆船自阿拉伯半岛出发，一路漂泊前往中国，这些由阿拉伯商人搜集的奇珍异宝将在广州港售卖，然后购置大量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原路返回。这支商队一路颇为不顺，行至斯里兰卡海域时突遭狂风，一艘船沉入海底，幸存的三艘也不同程度的受损；至罗越国时，因补充淡水又与当地土人发生冲突，死伤15名船员。当商队由广州外海经虎门驶入狮子洋，船员水手们已疲惫不堪，当一座高大雄伟的建筑群落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他们眼前时，一位高鼻大眼、留着络腮大胡子的老船员突然大叫道：“波罗密多!波罗密多!”随之，整船的人都欢呼雀跃一同高呼：“波罗密多!”“波罗密多”是梵语到达彼岸之意，这是番商们对矗立在扶胥港侧的南海神庙的亲切称谓。这些饱经风浪之苦的船员们知道，看到了南海神庙，就意味着他们艰辛的航程终于结束，跨越半个地球后，他们终于抵达“河清海晏，财务山积，不可胜数”的东方名都—广州。
古扶胥港虽退出历史舞台，但庙头村西侧的南海神庙却在千年风雨之后，依旧安然雄伟，于一大捧浓绿树影之下，将“海不扬波”的祝福传递给来往的船只和远航的人们。海神庙占地45亩，由南而北渐次分布着头门、议门、礼亭、大殿和昭灵宫。大殿位于海神庙建筑群的中后部分，现在建筑为明代风格，歇山顶木结构，屋顶覆绿色琉璃瓦，殿内供奉高近4米的南海神祝融。大殿后的昭灵宫为海神夫人的寝宫。整个神庙空间疏朗，绿树成荫，又有历代文人或帝王的题咏碑刻散落其中，让人目不暇接。
长期以来，中国人将自己认定为一个陆地国家，对大海总存有敬而远之的心态。冯友兰先生总结得好：“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有两个词语常常被用来表达‘世界’，一个是‘普天之下’，一个是‘四海之内’。”四海之外长期不为中国主流社会关注，也不是人们的兴趣。在古代话语中，“海”意味着国家的边界和疆域的终点，所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上古先贤也较少谈论海，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孟子说“关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门者难为言”，换句话说，面对大海，孔子只想着浮舟于海，孟子只能望洋兴叹。
所以，尽管南海各地的人们早就漂泊大海、浪迹天涯，但对于海和海神的祭祀，却至隋朝开皇年间才正式确立。这一点从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中说得很清楚：“海为天地间为物最钜。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天宝中，天子以为古爵莫贵于公侯，于海岳之祀，牺币之数，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极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礼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虚王仪而不用，非致崇极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祝号祭式，与次俱升。因其故庙，易而新之。”
海神祭祀的推延，从侧面反映出古代中国对海外贸易者的轻视。翻开浩如烟海的文献史册，有名有姓的航海家或航海者简直凤毛麟角。明清之后，民间航海家甚至被贴上海盗的标签，永世不得翻身。广州这座开风气之先的南海之城，何时能为牵星过海的猛士们竖起一座如同海神庙一样的丰碑呢？ (刘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