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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牵星过海的猛士之乡(1)
http://www.100md.com 2018年3月15日 《百科知识》2018年第6期
    

    2016年春节,笔者自河北前往广州。彼时北国正雪飘万里,大河冰封,道路少行人,而广州却已春意浓浓,满眼浓绿,街肆上熙熙攘攘。珠江之畔的广东博物馆主厅里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一场名为“牵星过海—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大型展览正如火如荼地举行。这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背景的大型文物展,源自“南澳”I号及“万历”号沉船上的600多件出水文物正在华美的灯光下静默地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它们或完整如初,或残缺不全,或落款清楚,或字迹模糊,或是浓郁波斯风格的黄金腰带,或是古埃及款式的鎏金手镯,或是兼具希腊罗马式与阿拉伯风味的金戒指,又或是大批来自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经过400余年的海下沉寂,它们终于回到母港重见天日;15万个日日夜夜之后,它们依然光彩熠熠,还原出一幅中国先民于万里海域横跨拼搏的壮阔画卷。

    让笔者最为痴迷的是几套复原的牵星板。12块由小到大的方形木板,最大的边长约24厘米,最小的约2厘米,它们或层层错落摆放尤如金字塔,或对角排列状若莲花,每块方板中心都有小孔,并由一根细绳相连。抵近细看,那由乌木所制的小板,于黝黑光滑的表面都有精细的刻度。我们知道,指南针在北宋时开始用于航海事业。但在此之前,中国先民已经在茫茫大海中远航了上千年,这一块块小木板可能就是指引他们的关键。通过那条细线的辅助,在牵星板与海平面保持垂直的前提下,人们通过眼睛观察和计算板的上沿与天空中目标恒星的高度,进而来实现定位和辨别方位。但对于航海者而言,大海永远难以驯服,即使今天装备先进精良的船只也有葬身鱼腹的可能,只靠肉眼观察和粗略计算,难免存在误差,这意味着古代航海是极其危险的事业,所以从古至今敢于扬帆远航的人都是猛士,都是英雄!扼守南海的广州,无疑是这牵星过海的猛士之乡。

    广州:一尾大鱼跃入海

    从谷歌卫星地图看广州,自西北而来水系向东南汇聚,形成了一尾漂亮的金鱼。这河海相会的福地生成了不少天然的良港,也诞生了不少投身海洋的弄潮儿。现今广州是全国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它引领珠江三角洲经济带,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上溯两千年,文献中的广州(彼时称为番禺)荒蛮落后,是远离文明的边鄙之地。唐代杜佑所著《通典》说“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不仅教化未开,文明未至,而且当地人还“凭恃险远,隐伏岩障,恣行寇盗,略无编户”,难以管束。即使到了唐宋年间,广州还是显得遥远。唐代诗人韩愈说:“广州万里途,山重江逶迤。行行何时到,谁能定归期。”元代诗人韩奕说:“天际舟去水和烟,路遥遥知几千。广州又在海西边,堪怜!”甚至到了明末,顾炎武在他的军事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还不忘评价古代广州“历古交广之间,民獠多叛”。这些信息无论如何也难以与今天开放、自信、时尚的广州联系起来。谷歌卫星地图上的广州

    真正成全广州、繁荣广州的是海外贸易。成熟的海外贸易离不开三个条件—造船水平、天然的良港和航海技术。这一切,广州似乎都已具备,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山海经》就有“番禺始为舟”的记载。随着早期广州先民牵星过海技术的成熟,广州注定要成为中国人昂首海洋的起点。而这时还需要一位英雄人物的推波助澜,他就是南越王赵陀。

    南越王赵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赵陀是河北正定人,史载他19岁就追随秦始皇南征北战。河北属于古燕赵大地,这里是“慷慨悲歌之士”的故土。无论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刺客荆轲,还是七进七出长坂坡的常山赵子龙都从这里走出。公元前214年,赵陀迎来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机会—征伐南越。当时,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组建了50万大军分五路征讨岭南开疆拓土。与攻打六国的虎狼之师不同,这次南征部队颇为杂散,士兵多由罪犯和社会地位较低的上门女婿、商人等构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岭南平定后,50万士卒就地解甲归田,成为驻守南越大地的第一批中原汉人。赵陀也被任命为南海郡龙川县县令。正当赵陀横下一条心为大秦戍守边疆之时,秦始皇在巡游封禅中途死亡,中原战火再起。南海郡守任嚣病重,他将地方大权拱手让与赵陀,还对他说:“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向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于是赵陀审时度势,“绝道聚兵自守”,割据为王,成为第一代南越王。

    那时的赵陀,对北“绝道封关”,建立独立王国。在政治上,他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强化了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实施“和集百越”的民族平等政策;在文化上,他开办学校,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风气引入南越大地;在農业发展上,他凿井挖渠兴修水利,力保粮食产量。《全唐文·越井记》中记载赵陀任龙川县县令时的灌溉功绩卓著,曾亲自凿井,其“井围周二丈,深五尺,虽与亢旱,万人汲之不竭”;到广州后亦有凿井,且“井水味甘美而流量甚大”。

    对南,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使得国富民强。东汉班固评价那时的广州:“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银、铜、果布之湊,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要知道,发展海外贸易,南越国有着骨子里的优势,当年病榻上的任嚣告诉赵陀,秦朝内乱,天赐良机;岭南靠山面海,地利占尽;50万中原人辅佐,人和也有,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精明逐利的商人。所以,当燕赵悲歌与番禺渔调合拍,当商人唯利的本质与越人彪悍的习性碰撞,迈向大海就成为南越国挡也挡不住的风潮。于是我们看到了南越文王墓中的大象牙、象牙器、银器、玻璃器以及玛瑙、水晶、玻璃等诸多来自域外文明的物品与文物。 (刘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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