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探险小说的博物学意义(2)
 |
 |
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说它代表着博物学传统的最高成就之一是毫不为过的。达尔文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通过骑马、打獵、钓鱼、采集矿石、捕捉昆虫、在树林里观察鸟类习性这样的经历，达尔文获得了丰富的博物学知识。1831年，22岁的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军舰，经历了长达五年的环球科考航行。经过在南美大陆的考察，尤其是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考察，达尔文研究并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发现许多生物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发生了演化，变成了同种但不同类的新生物。考察回来后，达尔文终于摒弃了物种不变的说教，大胆地提出了“物种逐渐变化”这一物竞天择的自然生存法则的假设，并在1859年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成为进化论的奠基人。在西方，近300年来的博物学发展史清晰地表明，其博物学思想所秉承的探索自然，探索未知世界的精神，以及由此获得的对自然的认知，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取得文化、科技和经济发展成就，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此而论，彭绪洛的《我的探险笔记》系列对于当代少年儿童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探险精神与博物学思想息息相关，就是要勇于探寻未知、认识自然万物。长期以来，学校的教育侧重知识传授和职业教育，但却忽略了培养人类个体崇尚和亲近大自然的情感。试问当今生活在城市钢筋混凝土高楼大厦中的现代人，还会发出屈原那样振聋发聩的“天问”吗？屈原的追问涉及宇宙起源、日月星辰、自然万物、神话历史和社会现实等近200个问题，其追问所体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旷世罕见，其探索精神闪烁着永恒的光芒。对于广大的少年儿童而言，少年探险文学可以为他们提供走向自然，亲近自然和了解自然的精神滋养。而博物学思想会让他们明白，人类与自然万物同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的探险笔记》(四册)
彭绪洛/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年10月第一版
每册28.00元 (舒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