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中的东吴精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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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取一战审判教训，1942年1月，比利时、捷克、希腊、荷兰、波兰、南斯拉夫、卢森堡、挪威、法国九国发表共同宣言，申明惩办战争罪犯。1943年10月，同盟国在伦敦成立了联合国家“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中国随即加入。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发表“关于暴行的宣言”，不仅重申要严惩战犯，而且要求押解回同盟国进行审判。1945年8月，苏、美、英三国首脑签署了《苏英美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重申“使所有一切的战争罪犯，予以公正与迅速之惩处”。同年9月2日，外务大臣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无条件投降议定书”，表示将完全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默许审判战犯。
在德、日法西斯投降后不久，战胜的同盟国分别在德国纽伦堡和日本东京设立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德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主要审判纳粹战犯，为了以示区别，设在东京的国际军事法庭被命名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尽管两个法庭的组织形式略有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將轴心国的领导人当作首要的或主要的战争罪犯，加以逮捕、侦查、起诉、审讯和判刑。这些人物，都是当年在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中策划、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负有最高或主要责任的关键性人物，对于国家侵略战争政策的制定和侵略战争的实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1946年1月，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发表特别通告，决定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颁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内容与英、美、苏、法4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受美国独占日本的影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英美法方式审判战犯。审判法庭设在东京市谷区的原日本陆军大厦内，此处最早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日本陆军省本部。战犯包括受审和没有受审的，共有892人。战犯主要分为A、B、C三级，又称甲级、乙级、丙级，三个等级的罪行各有不同。A级，即甲级战犯，指犯有“破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主要为掌握决策权力的军队或政府中高层人士；B级，即乙级战犯，指犯有“战争罪行”的战犯，包括“下令、准许或容许虐待战俘或平民”或“故意或鲁莽疏忽责任，未有阻止暴行”的人士；C级，即丙级战犯，指犯有“违反人道罪行”的战犯，多指实际执行杀害或虐待者。待审的东条英机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提出起诉书，控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嫌犯。甲级战犯共计118人被逮捕，但只有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28名嫌犯被提起公诉，其中松冈洋右、永野修身两人在判决前已病死，大川周明在审判时因精神失常免于追诉，最终只有25人受审。
没有硝烟的战场
东京审判从一开始就面临重重困境。美国代表团只对侵略美国的战犯感兴趣，英国、苏联等国因远东战事介入不多，与德国审判时所持坚决态度大相径庭，日本则派出了以鹈泽总明、清濑一郎为首的庞大辩护律师团。战犯们被批捕后，各个若无其事，有的还趾高气扬，诡辩称“发动战争纯属国家行为，与个人无关”。尽管人人皆知这些战争狂魔均是十恶不赦的凶徒，但按照英美法系讲究的无罪推定原则，寻找恰如其分的证据就显得尤为重要。早在日本败退前夕，自知时日不多的战争刽子手们就以大本营的名义向日本、中国、东南亚等地驻军发出密电，要求尽速销毁一切罪证，甚至连销毁文件的命令都化为灰烬。而且，包括中国守军在内的同盟国军队因战事惨烈，都未能及时将罪证保留下来，举证显得十分艰难。
尽管如此，中国代表团还是从容赴会，向哲濬、方福枢、易明德等人随团先期抵达东京，起草审判日本战犯章程。1946年3月20日，梅汝璈等一行人乘飞机抵达东京厚木机场参加审理。临来日本前，梅汝璈已被复旦大学聘为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他深感此去日本短期内不能返校，于是致信章益校长提出辞呈。章益校长批签作为告假，冀望其回国后仍回校执教。时隔22年，梅汝璈再次踏上日本，感慨莫名。怀揣着友人赠送的三尺宝剑，梅汝璈深感责任重大。事后他说，倘若此役不成，唯有集体蹈海一死，方可谢国人之悲叹。整个审判耗时两年零七个月，开庭次数多达818回，传唤证人无数，法庭上的被告席坐着一个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争狂魔。他们丝毫没有惭愧与悔改之意，各个桀骜不驯，丑态百出。对于法庭的各项指控，他们均声称“我无罪”。
土肥原贤二，这个主导九一八事变、策划伪满洲国和华北自治的特务头子，是中国代表团首先要面对的劲敌。土肥原贤二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13年来华后在“坂西公馆”特务机关担任助理，此后长达30余年间从事间谍工作。他曾担任过张作霖的顾问，秘密侦查和搜集东北军情报，在日本陆军特务系统中被称为“中国通”。土肥原贤二直接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裹挟溥仪由天津逃往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出任奉天市市长(今辽宁沈阳)，并怂恿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3年，土肥原贤二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在《塘沽协定》划定的非军事区内策动叛乱，蓄意挑衅，制造事端。1935年， 土肥原贤二策动华北五省自治。1938年，在上海组建土肥原特务机关。
面对罪行，土肥原贤二矢口否认。除开庭时讲过“无罪”两字外，就再也不愿多说一句，一切均由律师代劳。在日方辩护团代表清濑一郎看来，被告有权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强迫被告发言。倪征燠一时陷入窘境，无法寻找铁证定罪。中方代表团旋即提出要查阅日本内阁和陆军省档案库资料，得到盟军最高统帅的批准。中方立即派精通日文的吴学义、刘子健前往阅档，从书信、电报、档案，甚至零星纸条中寻求线索。这就好比在大海里捞针，必须谨慎小心、细致耐心，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要尽可能从损毁的公文档案中拼凑出战争罪行的全貌。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