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中的东吴精英(上)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了清算日本侵略罪行，维护世界和平，重建战后新秩序，同盟国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这是一场国际正义对法西斯邪恶势力的大审判，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8年1月27日，“东京审判中的东吴精英”展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苏州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校友会以及上海各界专家、学者等百人共同出席纪念活动，深切缅怀72年前那场“世纪审判”。
回溯历史，1948年11月12日，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宣读完长达1446页的判决书时，在场的中国法官和检察官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们彼此对望，心想这下总不要集体跳海、以谢国人了，嘴角也流露出一丝久违的笑容。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由11国代表参与的东京审判终于画上句号，臭名昭著、凶狠狡黠的战争刽子手们得到了应有的惩处。在这场世纪大审判中，有17名中国人参加，其中10位都来自同一所学校，即被誉为“近代中国法官的摇篮”的东吴大学法学院。这10位东吴大学法学院校友分别是：检察官向哲濬、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检察官顾问桂裕、鄂森，检察官秘书裘邵恒、检察官秘书兼翻译高文彬、首任法官秘书方福枢、法官秘书杨寿林、翻译官刘继盛与郑鲁达。
以国家的名义
1946年1月，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对日本战犯的审讯工作很快被提上日事议程。一日，国民政府收到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来的一份急电，要求中国政府尽速派出法官和检察官远赴东京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民政府获悉后，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尽快商定合适人选。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角色走向国际法庭，为抗战中罹难的4000多万同胞讨还血债，以国家的名义审判战争狂魔。对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司法工作人员，条件要求十分严格：一要有精深的英美法系研究背景，二要能流利使用英语，三要有丰富的法庭实战经验。
担任过国民政府首位司法部长和外交部长、被冠以法学界权威的王宠惠很快就向政府举荐了一人—向哲濬，委派其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湖南宁乡人，1917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国际法专业法学学士学位。1925年秋，向哲濬返回祖国，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司法部和外交部秘书，出任最高法院检察署首席检察官、最高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苏州地方法院院长、上海第一特区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等职。向哲濬英语熟稔，专业出众，深得王宠惠的赏识，曾参与国民政府收回法权活动，对英美法系有精深研究。向哲濬领命后，很快就整理行装，赶赴日本。东京审判后，向哲濬被聘为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遗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除了检察官外，还必须指派一名资深人士担任中国法官。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和司法部的推荐人选中，蒋介石选定了梅汝璈。梅汝璈，江西南昌人，192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获斯坦福大学文学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归国后，他先后担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等人秘书；此后，又在武汉大学、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讲授英美法专题，并长期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一职。尽管梅汝璈长期专研英美法，却鲜有法庭实战经验，选派他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任法官，连梅汝璈自己也颇感意外。尽管如此，为不辜负民族重托，梅汝璈还是欣然领受，以国家的名义远赴东京参加世纪审判。
经过了前期精心准备，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向日本战犯提出起诉。随着案件审理的逐层深入，亟须选派更多人手赴日调查取证，准备诉讼材料。1946年冬，向哲濬推荐他的同事倪征燠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江苏吴江人，1928年获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2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30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任荣誉研究员；1931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东吴大学、大夏大学、持志大学担任教授；1935年，他出任上海第一特区法院推事。倪征燠接到向哲濬的“求援信”时，刚从美国考察司法回来。当时，对战犯的审理已进入第二阶段。囿于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缺乏充分、有利的罪证，深谙英美法审讯程序的倪征燠挺身而出，决意为国家和民族一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设立
事实上，针对战争魁首的审判与制裁缘来已久。1815年，素有“战神”之称的拿破仑，被英、俄、奥、普等反法同盟流放于英国的圣赫勒拿岛终生囚禁，但未受任何国际法庭或国内法庭的审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惩德皇威廉二世及其内阁首脑的呼声日益高涨，响彻巴黎和会。会后，协约国成立了国际委员会，专门开展对战犯的审讯。但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英法之间的相互猜忌，《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审判战犯的条款形同虚设，国际法庭最终未能成立。协约国深陷无奈，决意交付新成立的德国政府自行审判战犯。德国政府阳奉阴违、百般拖赖，直到1921年5月才在莱比锡由最高法院组织审判。一个原本896人的战犯名单，经多方抗拒与妥协后，竟锐减至45人。然而，实际接受审讯的只有12人，被法庭判罪的仅有6人。即便如此，还有2名罪犯越狱逃脱，剩余的4人也只不过接受了6个月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