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中的东吴精英(中)
庭审期间，为被告做伪证的所谓“证人”轮番粉墨登场。控辩双方正处在胶着状态，这时一个关键性的证人登场，他就是溥仪。
不言放弃的中国检察官
溥仪的出庭，必须要感谢中国检察官秘书裘邵恒。裘邵恒，江苏无锡人，1933年和1935年先后毕业于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和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他曾担任上海秉公法律事务所律师，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讲授商法与英国法课程，主要从事银行业和民营工商业。1946年2月～12月期间，裘邵恒担任向哲濬的首任秘书。审判期间，裘邵恒经多方努力，从浩如烟海的日方档案中，找到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给外务省的一份密电，里面详尽记录了溥仪从天津被秘密押解至沈阳以及伪满洲国成立的全过程。为了拆穿日本人的谎言，裘邵恒还亲自说服溥仪出庭指认。溥仪共连续作证8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做证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证人。
溥仪担任溥仪英文翻译的是方福枢。方福枢，福建闽侯人，1938年获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在校期间堪称学霸，毕业后任上海工部局法律部代表律师。1945年10月，他随向哲濬、易德明等先期抵达东京，起草审判日本战犯章程。1946年4月，出任梅汝璈首任秘书，并担任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将军和溥仪等人的翻译。
面对桩桩罪证，板垣征四郎决意负隅顽抗、垂死挣扎。1947年10月9日，板垣征四郎向法庭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意欲表达伪满洲国纯属民意拥戴所为；卢沟桥事变以后，他竭力主张从中国撤军和谈。倪征燠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舌战板垣征四郎，不时相互激辩。板垣征四郎起初还摆出一副不认输的姿态，当问及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便硬生生地回答说“不知道”。倪征燠早知如此，他和他的同事们细致梳理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以及关东军作战动员令等重要材料，并反复推演，设想各种可能性。在连连的盘问与辩驳下，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板垣征四郎无言以对。针对他担任陆军大臣期间，极力主张撤军的谎言，倪征燠反诘道：“日军侵占广州与汉口，是在你出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板垣征四郎一时愣住许久，思索再三，因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能点头说“是进军”。倪征燠十分机敏，此刻还不忘带上他狼狈为奸的“好友”土肥原贤二。倪征燠向板垣征四郎厉声问道：“你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在中国拉拢吴佩孚、唐绍仪合作的土肥原贤二，是不是就是当年充当沈阳市市长、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坐在被告席右面的那个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低着头、阴沉着脸，极不情愿地从嘴角蹦出一个字“是”。
倪征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口译员
杨兆龙
1934年，提篮桥监狱大门的外观
板垣征四郎受审倪征燠等中方检察官以高超的智慧、流畅的表达、沉稳的气度和娴熟出色的辩论技巧，以及对英美法的精深理解，征服了在场所有人。他们不辱使命，在法庭的激烈交锋下，打赢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这两个最难啃的骨头，日本战犯和以清濑一郎为首的辩护律师团精心组织的心理防线也被彻底摧毁。正如倪征燠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所写：“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心酸苦楚，又稍感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我寫到这里，已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国内军事法庭的审判
东京法庭只是整个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一部分，同样在中国国内还设置有专门的军事法庭，主要包括美军上海军事法庭、国民政府组建的10个军事法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建的两个军事法庭，主要审判乙、丙级战犯。1946年初，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奉命在上海组建美军军事法庭，地点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46年1月24日，美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18名日本战犯，经过数次庭审，2月28日法庭对18名战犯做出判决，此后又审判了29名战犯。与此同时，从1946年4月起，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今北京)、沈阳、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有专门军事法庭。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