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1)
1275～1292年的17年间，意大利威尼斯的年轻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大约700多年后，一批批贫穷困厄的中国温州人先后来到威尼斯南部不远的普拉托谋生。此地位于亚平宁半岛中西部，距文艺复兴之城佛罗伦萨十多千米。与当年手持教皇的手信与礼品的马可·波罗不同，这些温州人不但两手空空，大都还背负着偷渡者的身份，除了一身的勇气和智慧别无他物。但仅仅30多年时间，在普拉托注册的温州人企业就达7000多家，几乎覆盖了普拉托曾引以为傲的纺织业和零售业。如今，约有6万温州人常年定居在这座城市，相当于其总人口的25%。如果说，700年前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打开了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一扇窗；那么温州人的意大利谋生，就让西方世界见识了普通中国人的坚韧、勤奋和聪慧。
事实上，普拉托只是温商纵横世界的一个缩影。2016年底的数据显示，近70万温州人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商业与贸易，创造了远远大于温州本土的经济规模。有人说：“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没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去开拓市场。”从中国商业史来看，温商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又一个具有独特地域性格的商人群体。与古徽州、山西相似，温州亦地域狭小，七山二水一分田，可供耕种的土地极为有限，难以支撑庞大的人口消费。不同的是，温州滨海，《读史方舆纪要》说：“府东界巨海，西际重山，利兼水陆，推为沃壤。”良好的区域位置，确保温州较早加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俱乐部，又有南宋永嘉学派“农商一体、义利并举”思想的浸淫，一有机会，“扬帆出海、商行天下”便立刻成为温州人的内心选择。
与海争田，海塘修筑与温州精神
初来温州的人，最容易被两样东西吸引，一是拗口难懂的方言，二是水乡特色的地名，如上吕浦、下吕浦、上陡门、下陡门等，叫桥的有藤桥、桥头、桥下、桥墩等，叫溪的有瑶溪、灵溪、东溪、西溪、溪下等，叫塘的有上塘、塘下、南塘、下塘、花柳塘等。温州滨海，人水关系、人海关系重要而现实，地名则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历史地理学家吴松弟研究发现：“温州平原的成陆，自西晋这一区域的人口增多以后便始终与海塘建设相伴随，这种海塘往往兼具抵御海潮、蓄水灌溉及航运的多种功能。”随着海岸线的东移，大面积土地显露出来，成为人们耕种与收獲的希望之田。然而海潮不时袭来，将良田盐碱化，把屋舍桥梁冲毁，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问题。为此，温州先民不得不与海争田，开展长达数个世纪的漫长海塘修筑。
关于海塘，浙江沿海各地文献中均有记载。其中温州的海塘数量最多，工程最艰巨。《敕修两浙海塘通志》总结说：“(浙江)东西十一郡，杭、嘉、宁、绍、温、台濒临大海”，而“温台山多，土性坚结，所有海塘之处间多”。关于温州海塘修筑的最早历史，文献里多语焉不详，宋代陈傅良说：“州城外，南达瑞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时？”明代弘治版《温州府志》编撰者蔡芳则说：“盖自开辟时即有此海，自桑田即有此乡，自御海即有此塘。”明代宋濂在《温州横山周公庙碑》中则将温州治海的历史推至西晋：“而郡临海属……地皆濒海，海水沸腾，蛇藤杂居之，民懼其毒，神还自洛，乃白于邑长，随其地形，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东注于海，水性既顺，其土作乂。”时至今日，温州沿海的平阳、瑞安等地仍留有古海塘片段，即便市区也保留有陡门、埭和塘道等古海塘构建的遗存。
由于地处偏远，水利工程很少获得朝廷经费支持，温州的海塘修筑必须依靠民间力量，以宋代温州府城外的南塘为例，当年修建时“前太守李公以钱三百万，提举勾公、岳公继以米四百斛，倡民兴之。民亦输钱累至四百三十二万”，民间捐资占了大半。元朝平阳的阴均斗门(今属苍南)修筑时“修缮之费，公私交以为病”，当时平阳州判皮元不得不发动民间力量，甚至邀请当地僧人出面化缘以筹措筑塘资金：“(皮元)闻芦江报恩寺有讲师曰融，梵音精爽，实为众信。侯致尺书，词语恳笃，愿借师力以成。师得书喜曰‘成此非细利也。侯有命，其敢不承’，乃携短疏道侯意劝化。有总管汤士宣捐资为倡，义风所激，壹是乐从。”海塘修筑中对民间力量的倚重，刺激和激发人们依靠自己、相信自己的精神气质。明代温州遭遇严重倭患，沿海地区民众依托海塘修筑卫所城池，或直接利用海塘对抗倭寇，人们“乃依下保山筑塘作斗门，捍海以蓄泄水。城扼县东乡喉楗，间御海上寇盗”。一批源自民间的英雄如蒲壮所后英庙的陈老等在抗倭战争中身先士卒，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
一般认为，温州地域文化形成于两晋之际，全面崛起于南宋，以永嘉学派的形成为标志。这一时期正是海塘修筑的高峰，通过长时间、大规模的海塘修筑，温州民间力量得以锤炼和壮大，“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和“自主、自创、自卫、自力”的民间精神得以滋养，为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闯荡世界、商行天下沉淀了难得的文化养分。
初夏，夜幕初垂，温州江滨路上散步的人影渐密。徐步向前，呼吸瓯江上拂来的凉风，聆听脚下细草间的虫鸣，不觉间便行至安澜亭码头。暮色里，渡口显得分外安静，驳桥与趸船上冷冷清清。在老温州人的印象里，安澜亭码头曾是繁忙、拥挤、热闹的所在，这里曾是连接市区与瓯北永嘉的主要交通线，清晨至深夜都有等待铁皮渡轮过江的人们。随着瓯江上的大桥越来越多，安澜亭码头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倒是码头旁的安澜亭人头攒动，成为人们追忆码头过往历史的小小地标。更久远以前，安澜亭码头地处望江门与水门之间，正是古温州港所在地。
从地形上看，温州市区北、西、南三面环山，八百里瓯江从城北东流入海。瓯江之上的江心屿、七都涂和灵昆岛都曾见证过千帆竞发的热闹景象，这一带江面宽阔，港域深广，是河口港和海湾港兼备的天然良港。据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考证，晚唐时温州就已有与日本的直接商务往来。南宋绍兴元年(1131)，朝廷正式在温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并修缮码头，新筑驿馆，方便海外番客来温州。宋元之间，来自龙泉、丽水、金华等地的青瓷、茶叶、木材、纸扎、硫磺、麻布、布雨伞等都顺瓯江而下并在安澜亭码头集结，加上温州本地的瓯窑瓷器和漆器等货物，一船船向东出海。或北上宁波，继而前往高丽与日本；或南下泉州，开始南亚乃至中东与欧洲的遥远旅程。 (刘小方)
事实上，普拉托只是温商纵横世界的一个缩影。2016年底的数据显示，近70万温州人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商业与贸易，创造了远远大于温州本土的经济规模。有人说：“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没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去开拓市场。”从中国商业史来看，温商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又一个具有独特地域性格的商人群体。与古徽州、山西相似，温州亦地域狭小，七山二水一分田，可供耕种的土地极为有限，难以支撑庞大的人口消费。不同的是，温州滨海，《读史方舆纪要》说：“府东界巨海，西际重山，利兼水陆，推为沃壤。”良好的区域位置，确保温州较早加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俱乐部，又有南宋永嘉学派“农商一体、义利并举”思想的浸淫，一有机会，“扬帆出海、商行天下”便立刻成为温州人的内心选择。
与海争田，海塘修筑与温州精神
初来温州的人，最容易被两样东西吸引，一是拗口难懂的方言，二是水乡特色的地名，如上吕浦、下吕浦、上陡门、下陡门等，叫桥的有藤桥、桥头、桥下、桥墩等，叫溪的有瑶溪、灵溪、东溪、西溪、溪下等，叫塘的有上塘、塘下、南塘、下塘、花柳塘等。温州滨海，人水关系、人海关系重要而现实，地名则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历史地理学家吴松弟研究发现：“温州平原的成陆，自西晋这一区域的人口增多以后便始终与海塘建设相伴随，这种海塘往往兼具抵御海潮、蓄水灌溉及航运的多种功能。”随着海岸线的东移，大面积土地显露出来，成为人们耕种与收獲的希望之田。然而海潮不时袭来，将良田盐碱化，把屋舍桥梁冲毁，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问题。为此，温州先民不得不与海争田，开展长达数个世纪的漫长海塘修筑。
关于海塘，浙江沿海各地文献中均有记载。其中温州的海塘数量最多，工程最艰巨。《敕修两浙海塘通志》总结说：“(浙江)东西十一郡，杭、嘉、宁、绍、温、台濒临大海”，而“温台山多，土性坚结，所有海塘之处间多”。关于温州海塘修筑的最早历史，文献里多语焉不详，宋代陈傅良说：“州城外，南达瑞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时？”明代弘治版《温州府志》编撰者蔡芳则说：“盖自开辟时即有此海，自桑田即有此乡，自御海即有此塘。”明代宋濂在《温州横山周公庙碑》中则将温州治海的历史推至西晋：“而郡临海属……地皆濒海，海水沸腾，蛇藤杂居之，民懼其毒，神还自洛，乃白于邑长，随其地形，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东注于海，水性既顺，其土作乂。”时至今日，温州沿海的平阳、瑞安等地仍留有古海塘片段，即便市区也保留有陡门、埭和塘道等古海塘构建的遗存。
由于地处偏远，水利工程很少获得朝廷经费支持，温州的海塘修筑必须依靠民间力量，以宋代温州府城外的南塘为例，当年修建时“前太守李公以钱三百万，提举勾公、岳公继以米四百斛，倡民兴之。民亦输钱累至四百三十二万”，民间捐资占了大半。元朝平阳的阴均斗门(今属苍南)修筑时“修缮之费，公私交以为病”，当时平阳州判皮元不得不发动民间力量，甚至邀请当地僧人出面化缘以筹措筑塘资金：“(皮元)闻芦江报恩寺有讲师曰融，梵音精爽，实为众信。侯致尺书，词语恳笃，愿借师力以成。师得书喜曰‘成此非细利也。侯有命，其敢不承’，乃携短疏道侯意劝化。有总管汤士宣捐资为倡，义风所激，壹是乐从。”海塘修筑中对民间力量的倚重，刺激和激发人们依靠自己、相信自己的精神气质。明代温州遭遇严重倭患，沿海地区民众依托海塘修筑卫所城池，或直接利用海塘对抗倭寇，人们“乃依下保山筑塘作斗门，捍海以蓄泄水。城扼县东乡喉楗，间御海上寇盗”。一批源自民间的英雄如蒲壮所后英庙的陈老等在抗倭战争中身先士卒，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
一般认为，温州地域文化形成于两晋之际，全面崛起于南宋，以永嘉学派的形成为标志。这一时期正是海塘修筑的高峰，通过长时间、大规模的海塘修筑，温州民间力量得以锤炼和壮大，“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和“自主、自创、自卫、自力”的民间精神得以滋养，为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闯荡世界、商行天下沉淀了难得的文化养分。
初夏，夜幕初垂，温州江滨路上散步的人影渐密。徐步向前，呼吸瓯江上拂来的凉风，聆听脚下细草间的虫鸣，不觉间便行至安澜亭码头。暮色里，渡口显得分外安静，驳桥与趸船上冷冷清清。在老温州人的印象里，安澜亭码头曾是繁忙、拥挤、热闹的所在，这里曾是连接市区与瓯北永嘉的主要交通线，清晨至深夜都有等待铁皮渡轮过江的人们。随着瓯江上的大桥越来越多，安澜亭码头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倒是码头旁的安澜亭人头攒动，成为人们追忆码头过往历史的小小地标。更久远以前，安澜亭码头地处望江门与水门之间，正是古温州港所在地。
从地形上看，温州市区北、西、南三面环山，八百里瓯江从城北东流入海。瓯江之上的江心屿、七都涂和灵昆岛都曾见证过千帆竞发的热闹景象，这一带江面宽阔，港域深广，是河口港和海湾港兼备的天然良港。据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考证，晚唐时温州就已有与日本的直接商务往来。南宋绍兴元年(1131)，朝廷正式在温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并修缮码头，新筑驿馆，方便海外番客来温州。宋元之间，来自龙泉、丽水、金华等地的青瓷、茶叶、木材、纸扎、硫磺、麻布、布雨伞等都顺瓯江而下并在安澜亭码头集结，加上温州本地的瓯窑瓷器和漆器等货物，一船船向东出海。或北上宁波，继而前往高丽与日本；或南下泉州，开始南亚乃至中东与欧洲的遥远旅程。 (刘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