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水文站(1)
浙江省宁波市有一处古代测量水位的“平”字水则碑，属于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这块水则碑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镇明路西侧平桥街口，古时是平桥河所在地。该碑始建于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明清两代续修，现存大部分石亭建筑为清道光时所建，但保留了南宋的亭基和明代重修的“平”字碑。1999年，考古发掘重现了水则碑旧貌，经重修后，当地政府恢复了平桥河，并与宁波城市中心的月湖水系相通，还原了历史原貌。
这块水则碑取适中之地测量水势，镌“平”字于石碑上。在当时，宁波城外各个楔闸视“平”字于水中出没情况而启闭：如果水浸没了“平”字，则应当泄水；如果“平”字出于水面，则应当蓄水。因水闸启闭适宜，当地百姓无旱涝之忧。在今天看来，水则碑利用平水的原理，达到体察灾情、民情，统一调度水务的目的，是今天的人们研究古代水利水文测量、城市排涝防洪水利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
我国最早的水则
什么是水则？水则是怎么来的呢？
水则，又叫水志，是中国古代的水尺，也就是古代观测水位的标记。“水则”中的“则”，意思是“准则”，通常每市尺为一则，又称为一划。刻有水则标尺的碑就是水则碑。水则碑通常被立于渠道的关键地段，它的作用就是观测水位变化，并用来测量水位，以达到预防洪涝灾害的目的，同时作为灌区农业灌溉配水的依据。
据史料分析，我国古代从大禹时起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尚书·禹贡》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其意为：禹测量土地，划分疆界，命名山川，带领众人行走于高山，砍削树木作为路标，以高山大河奠定界域。
我国最早的水则出现在秦昭襄王时(公元前251)。当时，李冰修都江堰，用3个立于水中的石人观测水位，以水淹至石人身体某部位作为衡量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的标记。李冰要求“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意思是水位不能低于石人的足部，也不能高于石人的肩部。如果水位低了，岷江来水量不够用，会出现旱灾；水位也不能高于石人的肩部，否则会出现洪灾，需要从飞沙堰溢洪。只有当水位在石人的足与肩之间，引水量才正好满足农业灌溉与防洪安全的要求。
宋代，都江堰的量水标记由石人演变为刻画水则。根据《宋史·河渠志》的记载，宋代把都江堰的水则刻在离堆的岩壁上，共10则，两则之间相距一尺。水位达到6则就能满足灌溉需要；超过6则，内江水量开始从飞沙堰和人字堰溢洪道排到外江。
图1.宁波平字水则碑
元代将都江堰水则刻在斗犀台下的三道岩石壁上，共11则。据《元史·河渠志》记载：“牛犀台有水则，尺之为划，压十有一，水及其九则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明代万历年间，都江堰的水则被迁移到宝瓶口，并由11则增至20则。清代乾隆乙酉年(1765)，用条石重新刻划水则，共24则，沿用至今。
水则的形式
北宋时，江河湖泊已普遍设立水则，主要河道上已有记录每日水位的水历。明清时，为了报汛、防洪，江河上下游往往都设有水则。当时的水则有三种形式：
其一为无刻画形式，如前文提到的石人水则和南宋在今宁波设立的平字水则都是这种形式；又如绍兴三江闸是我国古代大型挡潮排水闸，三江闸的启闭依据水则。水则有两个，一个设在闸址，另一个设在绍兴城里，后者有校核水位的作用。水则分金、木、水、火、土五划：水至金字脚，全闸开启；水至木字脚，开16孔；至水字脚开8孔；至火字头，全闸关闭。闸门由三江巡检代管，“启闭惟看水则牌”。
图2.都江堰用来观测水位的石人
其二为只有洪枯水位形式的水则。如《水经·伊水注》记载，三国魏黄初四年(223)，伊阙石壁上的刻画及题词；还有自唐代就有的长江涪陵石鱼只刻记枯水位等。民间自刻的这类水则不少，大江河上往往存有前代遗迹。
其三为等距刻画的水则碑。这种水则碑最为常见。如宋代至明代太湖出口、吴江长桥刻有横道的石碑，用以量测水位，此碑还刻有非常洪水位。吴江长桥另一块刻有直道的石碑为记录每旬水位用，它上面也刻记非常洪水位，1964年被发现时仍立于长桥垂虹亭旧址北侧岸头踏步右端，在碑面刻有“七至十二月”这6个月份，每月又分3旬的细线，还有“正德五年水至此”“萬历卅六年五月水至此”等题刻字迹。
图3.白鹤梁石鱼
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历代各朝日益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当时的观测方法较多采用在江岸、河中的岩石上题刻标记，用以记载多年一遇的洪水或枯水水位。始于唐代的白鹤梁题刻就是一种典型的题刻标记观测江河水位的遗址。
白鹤梁位于长江三峡库区上游重庆涪陵城北的长江中，为一道天然的石梁，是世界上已知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水文题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它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白鹤梁是造山运动时自然形成的，长约1600米，宽约10～15米，东西向延伸，与长江平行。其背脊标高约为138米，仅比当地常年最低水位高出两三米，石梁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孙琦琦)
这块水则碑取适中之地测量水势，镌“平”字于石碑上。在当时，宁波城外各个楔闸视“平”字于水中出没情况而启闭：如果水浸没了“平”字，则应当泄水；如果“平”字出于水面，则应当蓄水。因水闸启闭适宜，当地百姓无旱涝之忧。在今天看来，水则碑利用平水的原理，达到体察灾情、民情，统一调度水务的目的，是今天的人们研究古代水利水文测量、城市排涝防洪水利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
我国最早的水则
什么是水则？水则是怎么来的呢？
水则，又叫水志，是中国古代的水尺，也就是古代观测水位的标记。“水则”中的“则”，意思是“准则”，通常每市尺为一则，又称为一划。刻有水则标尺的碑就是水则碑。水则碑通常被立于渠道的关键地段，它的作用就是观测水位变化，并用来测量水位，以达到预防洪涝灾害的目的，同时作为灌区农业灌溉配水的依据。
据史料分析，我国古代从大禹时起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尚书·禹贡》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其意为：禹测量土地，划分疆界，命名山川，带领众人行走于高山，砍削树木作为路标，以高山大河奠定界域。
我国最早的水则出现在秦昭襄王时(公元前251)。当时，李冰修都江堰，用3个立于水中的石人观测水位，以水淹至石人身体某部位作为衡量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的标记。李冰要求“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意思是水位不能低于石人的足部，也不能高于石人的肩部。如果水位低了，岷江来水量不够用，会出现旱灾；水位也不能高于石人的肩部，否则会出现洪灾，需要从飞沙堰溢洪。只有当水位在石人的足与肩之间，引水量才正好满足农业灌溉与防洪安全的要求。
宋代，都江堰的量水标记由石人演变为刻画水则。根据《宋史·河渠志》的记载，宋代把都江堰的水则刻在离堆的岩壁上，共10则，两则之间相距一尺。水位达到6则就能满足灌溉需要；超过6则，内江水量开始从飞沙堰和人字堰溢洪道排到外江。
图1.宁波平字水则碑
元代将都江堰水则刻在斗犀台下的三道岩石壁上，共11则。据《元史·河渠志》记载：“牛犀台有水则，尺之为划，压十有一，水及其九则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明代万历年间，都江堰的水则被迁移到宝瓶口，并由11则增至20则。清代乾隆乙酉年(1765)，用条石重新刻划水则，共24则，沿用至今。
水则的形式
北宋时，江河湖泊已普遍设立水则，主要河道上已有记录每日水位的水历。明清时，为了报汛、防洪，江河上下游往往都设有水则。当时的水则有三种形式：
其一为无刻画形式，如前文提到的石人水则和南宋在今宁波设立的平字水则都是这种形式；又如绍兴三江闸是我国古代大型挡潮排水闸，三江闸的启闭依据水则。水则有两个，一个设在闸址，另一个设在绍兴城里，后者有校核水位的作用。水则分金、木、水、火、土五划：水至金字脚，全闸开启；水至木字脚，开16孔；至水字脚开8孔；至火字头，全闸关闭。闸门由三江巡检代管，“启闭惟看水则牌”。
图2.都江堰用来观测水位的石人
其二为只有洪枯水位形式的水则。如《水经·伊水注》记载，三国魏黄初四年(223)，伊阙石壁上的刻画及题词；还有自唐代就有的长江涪陵石鱼只刻记枯水位等。民间自刻的这类水则不少，大江河上往往存有前代遗迹。
其三为等距刻画的水则碑。这种水则碑最为常见。如宋代至明代太湖出口、吴江长桥刻有横道的石碑，用以量测水位，此碑还刻有非常洪水位。吴江长桥另一块刻有直道的石碑为记录每旬水位用，它上面也刻记非常洪水位，1964年被发现时仍立于长桥垂虹亭旧址北侧岸头踏步右端，在碑面刻有“七至十二月”这6个月份，每月又分3旬的细线，还有“正德五年水至此”“萬历卅六年五月水至此”等题刻字迹。
图3.白鹤梁石鱼
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历代各朝日益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当时的观测方法较多采用在江岸、河中的岩石上题刻标记，用以记载多年一遇的洪水或枯水水位。始于唐代的白鹤梁题刻就是一种典型的题刻标记观测江河水位的遗址。
白鹤梁位于长江三峡库区上游重庆涪陵城北的长江中，为一道天然的石梁，是世界上已知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水文题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它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白鹤梁是造山运动时自然形成的，长约1600米，宽约10～15米，东西向延伸，与长江平行。其背脊标高约为138米，仅比当地常年最低水位高出两三米，石梁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孙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