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塘，人海关系的典型景观(2)
温州南塘河
海塘逐渐增多，其在沿海交通方面的作用也随之增强。在日常汉语里，人们也因此赋予“官塘”大路或大道的意思。在浙北海盐，“官塘延亘，如运河之界，可以马步并达，中无险可断”，海塘成为与运河一样的交通运输线。在浙江温州，市区现存的南塘河，史前曾是一条海峡，随着海水退却，逐渐成为内河航道。为了防止海水反溯，人们很早便修建了石塘。永嘉学派的代表陈傅良曾在《温州重修南塘记》中说：“州城外，南达瑞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时，而岁积坏，倾者为嵌，陷者为汇，遇时潦，咫尺不得进，往往溺死。”为了整修海塘，修缮交通线路，当时的温州太守沈枢举全郡之力，疏浚河道，整治石塘，并在河东面的塘坝上铺上石板，利用海塘开辟“南塘驿路”。仅半年时间，就实现了“水行御舻，陆行蹑踵，更相和歌，不争以贺”的良好局面，也改善了温州到瑞安的交通。
随着海水自然退却，或者围海造田点滴推进，原有海塘逐渐失去了抵御海潮的功能，又由于高出田畴而成为理想的道路选择。这些塘道在地区交通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其中一些还在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清代《杭州府志》中陈芳生所撰写的《上塘河工议》就说当年元代、清代攻打杭州城时就利用过城外的塘道。当然，大部分海塘自然成为地区路网的组成部分，以温州平阳县万全海塘为例，其在明嘉靖年间“砌石为之……长一万二千余尺”；到了民国初年，由于海岸线不断东移，而“塞河为土塘，岁久圮”；至1992年新版《平阳县志》编纂时，万全海塘“已经历了由海塘到河堤再到官道的演变，又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这条堤塘逐渐冷落，一些桥梁、道路也年久失修，多次坍塌”。海塘由抵御潮汐到交通道路的演变过程清晰可见。
抵御外辱的海塘身影
从明代开始，来自海上的威胁逐步增大。明中叶沿海倭患频仍，朝廷开始在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卫所城营建设，其中以浙江、福建为最。从空间分布来看，明代卫所选址与历代海塘之间存在明显的伴生关系。人们以海塘为基础进行卫所营建或以海塘为依托进行抗倭的记录不绝于史册，这一点从温州的塘埭工程管理中可见一斑。从晋代开始，温州就已设立专门海塘管理机构，宋、元、明、清逐渐形成海岸线的海塘工程管理制度。明初温州海患日益严重，朝廷沿海建置温州卫、金乡卫和磐石卫三处指挥司，统帅海安、瑞安、沙园、蒲门、宁村、蒲岐等千所旗军6500人，并以海塘为屏障，建城堡以驻军屯田，防御倭寇侵犯，将传统海塘延伸出海防的功能，达到“筑塘以守民”和“筑塘以守边”的双重目的。《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温州”条目中就有“嘉靖中，倭尝登刼，有碶头海塘为戍守之地”的记录。
钱塘江鱼鳞海塘
從明代海塘的管理模式看，驻军与地方一同分担修建海塘的任务。明正统五年(1440)至万历七年(1579)间，金乡卫沙园所的驻军就与平阳百姓共同修筑了沙园塘和南岸塘两处“共计九百四十余丈”的海塘。
此外，明代还将海塘的军事建制称作“汛地”，并设置汛兵及巡检司，以观察汛期情形和传递军事情报信息，以巩固海防。地方政府则以农政水利为宗旨，设置圩塘长、埭夫、岸夫、闸夫的岗位，进行海塘、陡门等的修建和日常维护，双方各司其职。海塘沿线以政区属地分段管理，各乡、村海塘划定乡村界址，分地段负责维修养护，立乡规民约，确保“损塘者罚，护塘者赏”，并勒石示禁。不难看出，军民共建赋予了海塘军事含义，也确保了在战时海塘能发挥出巨大的军事作用。
对于修筑海塘的人们而言，海塘的“捍潮汐”与卫所的“御倭寇”具有同样性质。因为在漫长的海塘修筑历史中，人们逐渐将海塘修筑中付出的艰辛内化为对海塘保护的每一块田畴的珍惜，面对贼盗、倭寇的侵袭，他们表现出超出自己能力的激烈反抗。
海塘作为人海互动的重要文化遗产，浸透着中国人海洋意识与海洋伦理，是中国海洋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2014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专辟“中国‘万里海塘’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现状、问题、对策与前景分析”一章讨论海塘遗产的申报和保护；杭州市政协主席叶明也于2015年就在全国“两会”提交了《钱塘江古海塘(包括钱江潮)申报世界遗产》的提案，中国海塘的世界遗产保护、申报和利用正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 (刘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