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塘，人海关系的典型景观(1)
海塘是人们为了防止海潮泛滥成灾而在沿海地带修筑的堤防工程。全世界沿海国家都或早或晚、或系统或零碎地修筑过海塘。以欧洲为例，在低地之国荷兰，海塘与风车、郁金香并列全国三大景观。在挡海、围海和造田等人海互动中，荷兰人创造了杰出而独特的海塘遗产。截至2017年底，荷兰共拥有斯霍克兰低地、阿姆斯特丹防线、贝姆斯特圩田和阿姆斯特丹运河带等多处海塘类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东南部滨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个海区的总面积约为473万平方千米。中国海岸线曲折漫长，北自中朝交界的鸭绿江口至最南的广西北仑河口，全长18400千米。尽管海域面积如此辽阔，但历史上的中国从来都不以海洋国家自居。人们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也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到了明代，沈懋孝才发出“惟天下有三大防，疆圉之吏在守边防，转漕之吏在守河防，东南守土之吏守在海防。此三防，天子之守也……故塘之捍海，其备甚于边墙，急于河堤”的感慨。此外，与治水治河相比，治海要复杂艰苦得多。顾炎武说：“夫治水者注之海，则事毕矣。然沿海之民，岁至夏秋之间。不幸遇飓风霪雨，挟潮而上，漂没人民庐舍，倐忽皆尽，故至其时，莫不惴惴然，如虞寇至。”
人海之间的边界
“塘”，《说文解字》释曰“堤也”，《康熙字典》也说“筑土遏水曰塘”。可见塘的主要功能是挡水，塘最初常用的建筑材料为土。生命离不开水，但雨洪季节，河水暴涨，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地球上的每一处文明都是在治水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在上古中国，鲧用息壤筑坝，禹因势利导引河东向入海，避免了早期中国文化的灭顶之灾。但与治河不同，海潮由东向西，不时侵袭沿海陆地，只能筑塘抵御。人们沿海岸筑起一条细细海塘，防止海潮的同时，也在人海之间划出一道边界，形成了人与海、人文与自然不同的景观类型。
在史籍中，中国人筑土为塘并用于抵挡海潮的最早记录在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当时的钱唐县令刘道真曾著有《钱唐记》，书中说：“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海塘修筑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工程，前期勘察设计，中期招募民夫组织施工，后期还需专人维护，怎么可能靠“千钱诳众”就简单实现？尽管这一记录逻辑漏洞百出，但其后的《水经注》《咸淳临安志》《太平御览》《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舆纪要》等重要典籍却都几乎一字不改地沿用了这段文字。
究其原因，当代学者陈桥驿认为“华信筑塘”的故事虽然荒诞，但“是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条海塘。郦道元撰写《水经注》，他是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但是在全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却只能在‘渐江水注’中记及这个防海大塘的工程。说明沿海的开发远远落后于内地，所以直到郦道元的时代，沿海的水利工程还无足称道。因此，海防大塘实是我国最早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海塘”。
到了五代十国，割据江南的钱镠开启了一段更具传奇色彩的海塘修筑事件—“钱王射潮”。宋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最先着墨：“杭州连岁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钱尚父(钱镠)俾张弓弩，候潮至，逆而射之，由是渐退。”面对汹涌而至的海塘，吴越王钱镠没有焚香祷告、祈求上苍，而是搭弓怒射，以强悍的姿态划定了人与海之间的界限，即箭头止落处就必须是海潮停息之处。这一举止似乎十分符合《汉书地理志》对吴越人性格的描述：“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而易发。”
六和塔
当然，射潮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扎实的海塘修筑随机展开。清代《讀史方舆纪要》对这一历史详细记录如下：“五代梁开平四年，钱氏建侯潮、通江二门，潮水冲激，版筑不就。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既而潮水渐向西陵，乃积石植木为塘，而城基始定。”有了海塘的呵护，杭州湾更多的聚落得以生成，人烟得以稠密，原来荒芜的海潮泛滥地成为人声鼎沸的人文地，史称“堤岸既成，(杭州)久之乃为城邑聚落”。另外因海塘修筑而产生的一批衍生景观，如庙宇阁楼包括杭州著名的六和塔也出现在海塘附近，成为城市天际线的一部分。
杭州如此，滨海的温州、福州亦是如此。温州海塘修筑的最早记录为明代宋濂的《横山周公庙》碑文。该文追述了西晋横阳(今温州)神祇周凯在温州大地上治理水患、修筑海塘的丰功伟绩，描述出温州海塘修筑的早期图景。历史地理学家吴松弟教授认为：“温州平原的成陆，自西晋这一区域的人口增多以后便始终与海塘建设相伴随，这种海塘往往兼具抵御海潮、蓄水灌溉及航运的多种功能。”
翻看福州的地方志，唐代以前的历史较为模糊，唐代之后则风气渐开，成为东南大都会。这期间，海塘的修筑起了关键作用。明万历版《福州府志》说：“闽县东五里有海堤。大和三年，令李茸筑。初，每岁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成良田。”可以说，海塘的修筑有效地保护了农田，也加速了温州和福州等地地域文化的发展与成熟。
因塘而起的交通线
为了有效抵御海潮，海塘一般修筑成下宽上窄的等腰梯形体，并在迎水一面设计出略有曲折的波纹线，以减弱潮流的冲击力。为了便于施工，人们将塘顶砌平，当百里海塘连成一片，塘道也自然形成，成为沿海居民往来的交通线。《吴越备史》说当年钱王射潮后：“王乃命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塘基始定，其重濠垒堑、通衢广陌，亦由是而成。”明代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谈及浙江地理形势时就注意到塘道的作用：“(浙江)海塘长亘五百里，自杭之鳖子门筑起，至松之黄浦口，塘岸高阔如城，一骑可到。”由此可见，海塘在发挥治海功能的同时，也便利了沿海居民的出行，构成人们重要且日常的交通线路。 (刘小方)
中国东南部滨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个海区的总面积约为473万平方千米。中国海岸线曲折漫长，北自中朝交界的鸭绿江口至最南的广西北仑河口，全长18400千米。尽管海域面积如此辽阔，但历史上的中国从来都不以海洋国家自居。人们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也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到了明代，沈懋孝才发出“惟天下有三大防，疆圉之吏在守边防，转漕之吏在守河防，东南守土之吏守在海防。此三防，天子之守也……故塘之捍海，其备甚于边墙，急于河堤”的感慨。此外，与治水治河相比，治海要复杂艰苦得多。顾炎武说：“夫治水者注之海，则事毕矣。然沿海之民，岁至夏秋之间。不幸遇飓风霪雨，挟潮而上，漂没人民庐舍，倐忽皆尽，故至其时，莫不惴惴然，如虞寇至。”
人海之间的边界
“塘”，《说文解字》释曰“堤也”，《康熙字典》也说“筑土遏水曰塘”。可见塘的主要功能是挡水，塘最初常用的建筑材料为土。生命离不开水，但雨洪季节，河水暴涨，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地球上的每一处文明都是在治水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在上古中国，鲧用息壤筑坝，禹因势利导引河东向入海，避免了早期中国文化的灭顶之灾。但与治河不同，海潮由东向西，不时侵袭沿海陆地，只能筑塘抵御。人们沿海岸筑起一条细细海塘，防止海潮的同时，也在人海之间划出一道边界，形成了人与海、人文与自然不同的景观类型。
在史籍中，中国人筑土为塘并用于抵挡海潮的最早记录在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当时的钱唐县令刘道真曾著有《钱唐记》，书中说：“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海塘修筑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工程，前期勘察设计，中期招募民夫组织施工，后期还需专人维护，怎么可能靠“千钱诳众”就简单实现？尽管这一记录逻辑漏洞百出，但其后的《水经注》《咸淳临安志》《太平御览》《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舆纪要》等重要典籍却都几乎一字不改地沿用了这段文字。
究其原因，当代学者陈桥驿认为“华信筑塘”的故事虽然荒诞，但“是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条海塘。郦道元撰写《水经注》，他是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但是在全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却只能在‘渐江水注’中记及这个防海大塘的工程。说明沿海的开发远远落后于内地，所以直到郦道元的时代，沿海的水利工程还无足称道。因此，海防大塘实是我国最早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海塘”。
到了五代十国，割据江南的钱镠开启了一段更具传奇色彩的海塘修筑事件—“钱王射潮”。宋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最先着墨：“杭州连岁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钱尚父(钱镠)俾张弓弩，候潮至，逆而射之，由是渐退。”面对汹涌而至的海塘，吴越王钱镠没有焚香祷告、祈求上苍，而是搭弓怒射，以强悍的姿态划定了人与海之间的界限，即箭头止落处就必须是海潮停息之处。这一举止似乎十分符合《汉书地理志》对吴越人性格的描述：“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而易发。”
六和塔
当然，射潮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扎实的海塘修筑随机展开。清代《讀史方舆纪要》对这一历史详细记录如下：“五代梁开平四年，钱氏建侯潮、通江二门，潮水冲激，版筑不就。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既而潮水渐向西陵，乃积石植木为塘，而城基始定。”有了海塘的呵护，杭州湾更多的聚落得以生成，人烟得以稠密，原来荒芜的海潮泛滥地成为人声鼎沸的人文地，史称“堤岸既成，(杭州)久之乃为城邑聚落”。另外因海塘修筑而产生的一批衍生景观，如庙宇阁楼包括杭州著名的六和塔也出现在海塘附近，成为城市天际线的一部分。
杭州如此，滨海的温州、福州亦是如此。温州海塘修筑的最早记录为明代宋濂的《横山周公庙》碑文。该文追述了西晋横阳(今温州)神祇周凯在温州大地上治理水患、修筑海塘的丰功伟绩，描述出温州海塘修筑的早期图景。历史地理学家吴松弟教授认为：“温州平原的成陆，自西晋这一区域的人口增多以后便始终与海塘建设相伴随，这种海塘往往兼具抵御海潮、蓄水灌溉及航运的多种功能。”
翻看福州的地方志，唐代以前的历史较为模糊，唐代之后则风气渐开，成为东南大都会。这期间，海塘的修筑起了关键作用。明万历版《福州府志》说：“闽县东五里有海堤。大和三年，令李茸筑。初，每岁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成良田。”可以说，海塘的修筑有效地保护了农田，也加速了温州和福州等地地域文化的发展与成熟。
因塘而起的交通线
为了有效抵御海潮，海塘一般修筑成下宽上窄的等腰梯形体，并在迎水一面设计出略有曲折的波纹线，以减弱潮流的冲击力。为了便于施工，人们将塘顶砌平，当百里海塘连成一片，塘道也自然形成，成为沿海居民往来的交通线。《吴越备史》说当年钱王射潮后：“王乃命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塘基始定，其重濠垒堑、通衢广陌，亦由是而成。”明代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谈及浙江地理形势时就注意到塘道的作用：“(浙江)海塘长亘五百里，自杭之鳖子门筑起，至松之黄浦口，塘岸高阔如城，一骑可到。”由此可见，海塘在发挥治海功能的同时，也便利了沿海居民的出行，构成人们重要且日常的交通线路。 (刘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