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纪念五四运动(1)
时间过得太快了，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竟然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至今日，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呢？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是1840年以来中国青年知识人群体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即中国的政治已不再限于职业政治家范围，而扩大到了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层面。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不仅涉及、影响了当时中国各个阶层的社会公众，而且五四运动精神旨趣也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点上，它既关照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愿望，又辐射、触及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课题。20世纪中国在其每一关键性变化时刻，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五四运动，期望从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中获取智慧资源。因此，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要将五四运动置放于20世纪中国与世界、置放于全球背景中进行关照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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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背景
从中国政治发展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此前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惘、精神探索的继续和发展。易言之，五四运动虽直接启导于山东问题，但其思想背景却是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失、彷徨、困惑的必然结果。依照学术界通行理解，五四运动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指1919年因山东问题-巴黎和会而引发的政治运动，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游行、火烧赵家楼及学生被捕为标志；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1919年前后长达数十年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当广泛，前后期变化也相当复杂、明显。但不论广义的五四运动，还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政府鉴于维新运动失败、排外主义运动不可遏制，并最终诉诸于武力，致使中国蒙受了奇耻大辱等一系列失败，深切感到清帝国政治统治岌岌可危，于是在1901年初，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及所谓“行在”尚驻跸西安的时候，就郑重其事宣布“预约变法”，以期以有限度的政治变革重新认同被中断的维新路径，以新政消弭社会的普遍反抗，尽量换取列强的重新信任。从后来新政实际举措看，清政府竭力贬低、排斥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过去几年在政治变革、社会进步中的贡献，认为康梁的变法是假变法真谋私，而此时重新开启的新政才是真改革。不管这种说法有多少问题，但从思想本源来说，清帝国最高统治层毕竟第一次真正认同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认同中国进步的关键不是如何继续保持中学之体，也不是学来多少西学之用，而是中国能否与世界一致，能否同步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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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清政府对待这次新政的态度是积极而真诚的。特别是1903年之后，清政府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诸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订刑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堂、废除科举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谕妇女放足等。然而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清政府这次新政最终失败了，到了1904～1905年，实际上已难以再继续进行下去。承办者不力固然是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此次新政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它不仅没有引起举国上下的一致兴趣，君民齐心，共渡时艰，反而引起一些汉人士大夫对清政府的厌恶以及对满洲人的仇视。汉人士大夫面对清帝国裹足不前、左右摇摆，早就出现了审美疲劳，孙中山之前不信任满洲人的言辞，渐渐引起更多汉人士大夫的深思、认同。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唯一出路是革命，是将满洲人建立的政权彻底推翻，然后另起炉灶，重建中国。
曹汝霖 陆宗舆 章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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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因为当时尚有另外一些汉人士大夫对清政府的新政寄予无限期望，幻想清政府能汲取戊戌变法的教训，通过君主立宪为中国未来开辟一条生路。清政府以及同情清政府的士大夫，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尽快确立立宪政体，以政治体制的实质性变革取信于民，换取民众特别是知识人的支持。否则，“国民之中，主张激烈之革命论者，日益蔓延”，于是，君主立宪的呼声日高一日。
1904年5月，张謇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代撰《拟请立宪奏稿》，随后又致信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效法日本伊藤博文，利用在清廷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督促清廷早日立宪。与此同时，清政府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也以变更国体为请，恳请清廷认清形势，当机立断，“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结民心，保存邦本”。似乎不立宪中国必亡，只有立宪才是解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立宪的呼声与行动在20世纪初年甚嚣尘上，最得人心，知识人无不相信立宪政治优于君主专制，这不仅有甲午战争证实，而且不出10年，又被日俄战争再度证明。维新后的日本用10年时间相继战胜亚洲、欧洲范围内两个大帝国，而且赢得那么干脆。事实面前人们不能不默然自省，不能不承认立宪政治的意义和威力。但事实表明，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力。到了这个时候，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给君主专制披上一件合法的政治外衣，从而使君主专制集团对任何反抗与不满都能从容不迫地应付。当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后，一直满怀期待的民族资产阶级、立宪党人迅即失望，责任内阁演变成了皇族内阁、权贵内阁。满洲权贵在权力独占还是权力分享上，迅即撕下虚偽的面纱，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的贪婪。, 百拇医药(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