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在中国(1)
100年前，中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从西方传播到中国。如今，尽管民主与科学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有时还只是一种话语和态度，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两位“先生”播撒的种子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甚至在某些领域结下了累累硕果。
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传播
实际上，在100年前民主和科学传播到中国时，启蒙者更看重的是科学精神。科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特殊方式，是获得可靠知识的方法、过程和途径。与科学相伴并支撑科学的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的内核和本质，即实事求是、怀疑和批判精神。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科学精神有深刻而广泛的意义，因为科学探索和研究都依赖于科学精神，人们的生活、生产和社会文化同样需要科学精神，当然这也体现在五四传播民主和科学之时。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指出：“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经得起理智的评判，须有充分的证据，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实际上，这就是科学精神中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只有怀疑、批判和实证之后，才会有开拓创新。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大钊甚至认为，缺乏科学精神是东方文化的最大弱点之一，由于这样的弱点，导致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因此主张“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
, http://www.100md.com
五四时期的另一位著名人物王星拱(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理科学长)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称：“科学的道德观，要能辨别是非(就是善恶)，这是知的方面，又要能取是舍非，这是行的方面。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道德’同科学的‘真实的就是善的’的意思很相同。”因此，王星拱认为科学能够在知行两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取代传统儒家之地位。
至于科学精神的内核—实事求是，也即实证精神，是五四启蒙者更为看重和强调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既强调科学和知识的重要，也重视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科学方法。1928年他在《大学院公报》中指出：“虽专研科学者与日俱增，而科学的方法，尚未为多数人所采用，科学研究机关，更绝无仅有。盖科学方法，非仅仅应用于所研究之学科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借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
陈独秀同样认为，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唯科学实证之法。李大钊还指出，要认知事物，“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
, 百拇医药
科学精神在今天
今天，人们已经对科学精神有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总结，与五四所传播的科学和科学精神一脉相承。那么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什么是科学精神呢？
可以说，科学精神的内容并不局限于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而是渗透和贯穿于社会、生产、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学精神在中国不只是影响到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基本认知。
科学精神在人文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个重大成果和標志性事件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既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又打破了长期以来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权威的迷信和崇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的是，任何认知，无论是科学还是社会以及生活中的，都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且舍实践检验外别无二法。
, 百拇医药
因此，在科学界不存在颠扑不破的真理，在社会生活中同样没有万古不变的理论和教条。
科学精神对农业科研的影响
既然科学精神源于科学，就可以从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科技发展中更真切地感受到科学精神对科研事业的影响。受到科学精神的正面影响，可以让科研获得举世公认的硕果；不遵从科学精神，就无法获得哪怕是很小的成果。
在中国科技史上，一直以来有一个“李约瑟之谜”，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当然，已经有很多人尝试解答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人认为“李约瑟之谜”根本就不是谜，也不是问题，因为中国和其他文明并不存在产生现代科学的土壤，也就既不能从思想和理论上引导中国产生现代科学，也不能从制度和文化上促成、确立和保证在中国产生现代科学。
西方文化孕育了现代科学，爱因斯坦曾表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联系。”
, 百拇医药
爱因斯坦所说的西方科学就是现代实验科学，也就是在实证和逻辑推理的科学精神指导下的一种比较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当然，五四之后，科学精神进入中国也经历了春风化雨和润物细无声的阶段，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科学精神慢慢开始直接地指导着中国人的科研和技术实践，一些重大的成果说明了这一点。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的研究过程和成果全面解释和体现了科学精神。袁隆平大学时代所学的遗传学是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学习孟德尔、摩尔根近代遗传学说。
当时，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是受到批判的，但是科学精神中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让袁隆平能够比较、分析和判断这两种遗传学的优劣。1961年，袁隆平偶然在稻田中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这使他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孟德尔、摩尔根的分离律的体现，那是一株“天然杂交稻”，为此产生了“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推利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设计思想。, 百拇医药(张田勘)
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传播
实际上，在100年前民主和科学传播到中国时，启蒙者更看重的是科学精神。科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特殊方式，是获得可靠知识的方法、过程和途径。与科学相伴并支撑科学的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的内核和本质，即实事求是、怀疑和批判精神。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科学精神有深刻而广泛的意义，因为科学探索和研究都依赖于科学精神，人们的生活、生产和社会文化同样需要科学精神，当然这也体现在五四传播民主和科学之时。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指出：“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经得起理智的评判，须有充分的证据，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实际上，这就是科学精神中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只有怀疑、批判和实证之后，才会有开拓创新。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大钊甚至认为，缺乏科学精神是东方文化的最大弱点之一，由于这样的弱点，导致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因此主张“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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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另一位著名人物王星拱(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理科学长)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称：“科学的道德观，要能辨别是非(就是善恶)，这是知的方面，又要能取是舍非，这是行的方面。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道德’同科学的‘真实的就是善的’的意思很相同。”因此，王星拱认为科学能够在知行两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取代传统儒家之地位。
至于科学精神的内核—实事求是，也即实证精神，是五四启蒙者更为看重和强调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既强调科学和知识的重要，也重视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科学方法。1928年他在《大学院公报》中指出：“虽专研科学者与日俱增，而科学的方法，尚未为多数人所采用，科学研究机关，更绝无仅有。盖科学方法，非仅仅应用于所研究之学科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借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
陈独秀同样认为，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唯科学实证之法。李大钊还指出，要认知事物，“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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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在今天
今天，人们已经对科学精神有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总结，与五四所传播的科学和科学精神一脉相承。那么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什么是科学精神呢？
可以说，科学精神的内容并不局限于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而是渗透和贯穿于社会、生产、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学精神在中国不只是影响到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基本认知。
科学精神在人文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个重大成果和標志性事件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既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又打破了长期以来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权威的迷信和崇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的是，任何认知，无论是科学还是社会以及生活中的，都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且舍实践检验外别无二法。
, 百拇医药
因此，在科学界不存在颠扑不破的真理，在社会生活中同样没有万古不变的理论和教条。
科学精神对农业科研的影响
既然科学精神源于科学，就可以从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科技发展中更真切地感受到科学精神对科研事业的影响。受到科学精神的正面影响，可以让科研获得举世公认的硕果；不遵从科学精神，就无法获得哪怕是很小的成果。
在中国科技史上，一直以来有一个“李约瑟之谜”，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当然，已经有很多人尝试解答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人认为“李约瑟之谜”根本就不是谜，也不是问题，因为中国和其他文明并不存在产生现代科学的土壤，也就既不能从思想和理论上引导中国产生现代科学，也不能从制度和文化上促成、确立和保证在中国产生现代科学。
西方文化孕育了现代科学，爱因斯坦曾表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联系。”
, 百拇医药
爱因斯坦所说的西方科学就是现代实验科学，也就是在实证和逻辑推理的科学精神指导下的一种比较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当然，五四之后，科学精神进入中国也经历了春风化雨和润物细无声的阶段，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科学精神慢慢开始直接地指导着中国人的科研和技术实践，一些重大的成果说明了这一点。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的研究过程和成果全面解释和体现了科学精神。袁隆平大学时代所学的遗传学是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学习孟德尔、摩尔根近代遗传学说。
当时，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是受到批判的，但是科学精神中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让袁隆平能够比较、分析和判断这两种遗传学的优劣。1961年，袁隆平偶然在稻田中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这使他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孟德尔、摩尔根的分离律的体现，那是一株“天然杂交稻”，为此产生了“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推利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设计思想。, 百拇医药(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