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美国社会在恐惧什么(2)
《布列斯特合约》签约仪式
国内层面，参与抗议、暴动的“红色分子”(Reds)则充当了“货真价实美国人”(True Americans)眼里的“他者”，他们当中确实包括一些思维偏激、扰动社会秩序、营造恐怖氛围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更多的却是那些战后游离于社会底层、生活艰难、渴望声讨权益和寻求平等待遇的黑人、劳工和外来人口。这些人在社会活动家们对阶级学说的宣传中寻得了深切共鸣，随即快速涌入“革命”行伍，但显而易见，共产主义在他们眼中或许是养家糊口的饭碗、打破种族隔离的武器、获得片刻喘息的机会，却唯独谈不上是夺取政权的阴谋或奉献终身的信仰。然而当被贴上“他者”的标签后，一切正当诉求和积极抗争都被套上了布尔什维克“假面”，越是挣扎越难以自清。对比20世纪50年代风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则愈加佐证了以下观点：所谓“红色恐惧”与其说是社会思潮或意识形态斗争，倒不如说是战争导致的极端排外倾向或曰“心魔”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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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战争抑制的社会矛盾在战后走向激化。常言道：“有恒产者有恒心。”换言之，任何一场全国性歇斯底里都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失调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工业生产计划以满足战时需要为导向，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资本家通过短暂提高熟练劳工薪资水平等来激励生产和避免罢工。1919～1920年，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复员老兵短期内涌入就业市场，安置困难导致失业率攀升；另一方面平均15%的通货膨胀率使物价飞涨，无情吞噬着中产阶级、中下层阶级的薪水及存款，一度被战时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绪压抑的劳资矛盾迅速升级。
劳工们在一些工会组织的带领下用示威游行等方式传递了三重诉求：一是寻求政府的继续支持和尊重；二是改善薪资水平、工资环境和劳动时长；三是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实现工业民主。又由于缺乏来自政府的及时疏导及妥善安置，战时所保有的激烈情绪令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强大而又富有破坏力，让美国民众自然把此情此景同媒体大肆宣传中的布尔什维克暴动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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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征兵宣传海报
当然，劳工只是布尔什维克疑似群体中的一部分，受到杜波依斯等黑人政治领袖的鼓舞，约20万非裔美国人在欧洲西线战场出生入死，还有一些人从被《吉姆克劳法》隔离、歧视的南部逃到北方务工，无论参战与否，非裔美国人都相信自己此间为美国社会、世界和平和民主做出了卓越贡献，爱国行为理应换得平等权利和尊重，彻底打破国内种族歧视的枷锁。
可惜事与愿违，战后迎接黑人的不是种族和解，而是因战时黑人流动、挤占就业岗位等所导致的新一轮歧视与攻击，一些黑人還被资本家利用，充当反对白人劳工罢工的“枪子儿”，叠加了阶级矛盾的种族矛盾在1919年愈加复杂，最终黑人决定武装起来暴力反抗。习惯了黑人逆来顺受的美国白人一时间深感错愕，迅速将黑人前所未有的反叛意识与斗争精神定性为布尔什维克思想煽动。
另外，在多轮钢铁工人罢工中，很大一部分外来移民劳工积极参与。据此，劳资矛盾、种族矛盾、移民与当地人的矛盾统统被丢进布尔什维克的“大筐”，鉴于上述三种矛盾在美国社会均具有普遍性、持久性，故而以此为内核的“恐赤”才能短期内席卷全国。总结起来，第一次“红色恐惧”的蝴蝶效应固然看似与十月革命不无关联，但归根结底是战争刺激下美国社会痼疾同期并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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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惧”后遗症
历史学家们普遍相信，肇始于1919年的“红色恐惧”是前期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和移民浪潮导致美国社会、文化重大改变的副产品，也是100%美利坚主义运动、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和限制移民运动的衍生物。所以从源头来讲，“红色恐惧”的文化内涵远深于其政治意味。即便历时百年，其“遗产”依然清晰可辨。
首先，形成打击极端主义的常态化机制。1920年以后，个人自发或团体组织下的反极端主义运动告一段落，但官方的、制度性的打击极端主义机制却在美国生根发芽，得以保留。时至今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仍持续跟踪美国境内的极端势力及其组织，及时收集、更新相关信息并随时知会总统。后续几十年间，旨在遏制极端主义的国会委员会时常“在线”，州与地方各级警察局乃至部分非政府组织均部分承担起掌握和打击地方极端势力动向的职能。
其次，美利坚主义走向偏激。“红色恐惧”虽然落幕，但对激进分子的恐惧、外来异端的憎恶和非理性爱国主义情绪的恣意宣泄，使美利坚主义从美国精神和信条的统称退化为白人至上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遮羞布”。以上种种共同促成了1921年的紧急配额法案和《1924年移民法案》，除禁止中东、东亚和印度移民外，进一步限制东南欧移民。与此同时，3K党运动高潮迭起，他们泄愤的对象不再局限于黑人，而是夹杂了反移民、反共、反天主教徒、反犹等多重目标。不无夸张地说，“红色恐惧”过后，美国白人保持身份统一性及种族构成优势的信念前所未有的坚定和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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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党活动频繁
再次，孕育了反共产主义政权倾向。第一次“红色恐惧”使美国上下形成了对共产党的刻板印象和拒斥心理，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在国际范围内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处处作对。这样一来，文章开头《小谢尔顿》当中的情节便很好理解了，普通美国人谈“赤”色变，人们本能地对与“共产主义”沾边的一切唯恐避之不及，反其道而行者则被扣上“激进分子”的大帽子，从此很难翻身。
最后，揭示了美国民主和法制的重大缺陷。一方面，“红色恐惧”中人们被剥夺了谈论共产主义的自由，亦不可妄议政府，一些人因此锒铛入狱、一生尽毁。这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人人享有言论自由且标榜珍视人权的美国简直不可想象，然而这却是切实存在的。另一方面，帕尔默大搜捕时，许多无辜者的生活乃至生命权利受损，不明就里的普通民众还在为打击极端势力的“英雄”鼓掌叫好，变相充当了帮凶。该现象意味着无论国父的制度设计多么缜密，美国民主宪政在实践当中终究绕不开托克维尔关于“多数人暴政”和“社会平庸化”的谶语。, 百拇医药(王聪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