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3)
良渚大坝中的彭公水坝系统属于高坝系统，这些水坝长的有300米，短的只有几十米，建于两山之间。底宽约60米，顶宽20米，高10余米，上面5米为山上的黄泥，向下则是青膏泥，堆筑十分考究，约20厘米一层，上面铺一层蓆草，进行夯实后再往上铺。其堆筑方法与良渚莫角山宫殿的建造方式一致。将水坝下部用草裹淤泥进行堆筑有什么好处呢？江南多沼泽，沼泽边上多茅草。当年，良渚先民用芦荻、茅草把泥土包裹起来，将这种“草裹泥包”横竖堆砌。不同的“草裹泥包”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个“方格子”。这种“草裹泥工艺”相当于加强筋，类似现代人抗洪时用草包或编织袋装土筑坝，不仅增加了坝体的抗拉强度，让水坝不易崩塌，也加快了堆筑速度，它们是良渚时期修建临水建筑的常用工艺。
良渚人的大坝堆筑过程也相当精细。以老虎岭水坝为例，先在谷底地面铺青膏泥、草裹淤泥做基础，再堆筑青粉土；然后，在受力较大的迎水面堆一个草裹黄土的斜坡，上面覆盖黄褐散土作为护坡，坝体顶部则覆盖褐色土。
有意思的是，良渚大坝和现代水坝不一样，上面还住着人。
, 百拇医药
塘山的坡非常平缓，沿着底部，人可以轻松地走上去。大坝的顶部宽20～50米，这种宽度足够人们在上面造房子、生活、通行。塘山多处地方发现了墓葬、灰坑、夯土、积石等遗迹，出土器物中有生活用品、葬俗用具以及玉器加工器具；所以，它不仅仅是一条水坝，一些良渚先民曾经在上面居住、生活、加工玉器……除了可以住人，塘山中间还有更复杂的机构，坝里面有渠道，方便人们通行。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还有交通的功用。
防洪水利系统建成后，不只良渚古城，包括周边大片地区的水患都被消除了。
此外，由于当时轮式交通和配套道路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筑坝形成的水库可以连接周边自然水域，加上良渚古城里的人工河道、内外城河，共同构成一个复杂而完善的水上交通运输网。
这个由11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将中国水利史的开卷从“大禹治水”提前到了“良渚文明”；同时，它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重要发现，开启了史前水利考古研究的新领域，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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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 良渚文明的核心载体
玉器是东方文化中精神文明最具特色的载体，玉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基因之一。《周礼》有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中国人对玉的喜爱与尊崇始自上古，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代表。其中良渚文化的玉器凭借着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在中国史前玉器中独树一帜。目前已知的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大概有40余种。这些精美的玉器，为我们揭示了5000年前良渚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也充分展现了良渚古城的文明遗存。
反山12号墓出土的良渚玉琮(琮王)
“神人兽面”纹饰
, 百拇医药
良渚时期的玉器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许多玉器上雕有精细的纹饰，达到中国史前治玉水平的高峰。那鬼斧神工的技艺和精美绝伦的造型，即使在使用机械工具的今天，也不易雕琢出来。特别是“神人兽面”纹，被公认为良渚文化的神徽，它由神面、人身、兽肚、鸟爪四部分组成，被繁简不一地雕刻在良渚时期的各类玉器上，尤以“琮王”上的最具代表性。
“内圆外方”的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具形体原创意义的器物，也是同时代辐射面最宽、影响力最大的器物。“琮王”是现今发现的玉琮中造型最大、最重，且制作最精、纹饰最美的一件。这件玉琮1986年出土于反山12号墓，通高8.9厘米，整器重约6500克，纹饰独特，具象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以细密的阴刻线划在四面中间的竖槽中，同时，“神人兽面”图案又以每个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方寸之地，线纹繁缛，纤若毫丝，肉眼难辨。我们已知，红山匠人在制作玉器时能够依据器物的造型特点，熟练地运用切割、琢磨、钻孔、抛光、透雕镂空、两面雕等多种技法来加工玉石。良渚玉工的水平之高有过之而无不及—玉工可以在一毫米宽度上徒手微刻3～5条纹饰，这被视为良渚玉工艺中空前的绝技。这种微刻所创造的“神人兽面”象征，就是良渚王权的王徽，反映王者唯我独尊的身份。因此，“神人兽面”图像仅发现于显贵者大墓出土的玉器上，显示出其使用上的严格身份限定。
, 百拇医药
良渚人创造出一套以琮、璧、钺、冠状饰、三叉形器、玉璜、锥形器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不仅许多玉器上雕刻有神徽图案，而且这些玉礼器的构形都与表现这一神徽有着直接的关系。玉礼器系统及神徽在良渚玉器上表现得极为统一，是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显示良渚文化有着极强的社会凝聚力，且存在统一的神灵信仰。良渚国王和权贵通过一整套标志身份的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达到对神权的控制，从而完成对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当时的“良渚王”集宗教信仰与世俗王权于一身，俨然后世的皇帝。
有鉴于玉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良渚时期的贵族和平民在玉器生产和消费实况等方面差异显著，这表明，良渚文化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化。
“良渚王”控制了玉器的生產与使用，也控制了政权的中枢，他将玉器分赐给“诸侯”，命令他们统治一方，并以同样的信仰统一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信仰的力量，通过玉器上随处可见的神秘图案向八方传递，良渚可称得上是“神王之国”。
, 百拇医药(张超)
良渚人的大坝堆筑过程也相当精细。以老虎岭水坝为例，先在谷底地面铺青膏泥、草裹淤泥做基础，再堆筑青粉土；然后，在受力较大的迎水面堆一个草裹黄土的斜坡，上面覆盖黄褐散土作为护坡，坝体顶部则覆盖褐色土。
有意思的是，良渚大坝和现代水坝不一样，上面还住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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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山的坡非常平缓，沿着底部，人可以轻松地走上去。大坝的顶部宽20～50米，这种宽度足够人们在上面造房子、生活、通行。塘山多处地方发现了墓葬、灰坑、夯土、积石等遗迹，出土器物中有生活用品、葬俗用具以及玉器加工器具；所以，它不仅仅是一条水坝，一些良渚先民曾经在上面居住、生活、加工玉器……除了可以住人，塘山中间还有更复杂的机构，坝里面有渠道，方便人们通行。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还有交通的功用。
防洪水利系统建成后，不只良渚古城，包括周边大片地区的水患都被消除了。
此外，由于当时轮式交通和配套道路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筑坝形成的水库可以连接周边自然水域，加上良渚古城里的人工河道、内外城河，共同构成一个复杂而完善的水上交通运输网。
这个由11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将中国水利史的开卷从“大禹治水”提前到了“良渚文明”；同时，它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重要发现，开启了史前水利考古研究的新领域，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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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 良渚文明的核心载体
玉器是东方文化中精神文明最具特色的载体，玉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基因之一。《周礼》有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中国人对玉的喜爱与尊崇始自上古，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代表。其中良渚文化的玉器凭借着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在中国史前玉器中独树一帜。目前已知的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大概有40余种。这些精美的玉器，为我们揭示了5000年前良渚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也充分展现了良渚古城的文明遗存。
反山12号墓出土的良渚玉琮(琮王)
“神人兽面”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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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时期的玉器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许多玉器上雕有精细的纹饰，达到中国史前治玉水平的高峰。那鬼斧神工的技艺和精美绝伦的造型，即使在使用机械工具的今天，也不易雕琢出来。特别是“神人兽面”纹，被公认为良渚文化的神徽，它由神面、人身、兽肚、鸟爪四部分组成，被繁简不一地雕刻在良渚时期的各类玉器上，尤以“琮王”上的最具代表性。
“内圆外方”的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具形体原创意义的器物，也是同时代辐射面最宽、影响力最大的器物。“琮王”是现今发现的玉琮中造型最大、最重，且制作最精、纹饰最美的一件。这件玉琮1986年出土于反山12号墓，通高8.9厘米，整器重约6500克，纹饰独特，具象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以细密的阴刻线划在四面中间的竖槽中，同时，“神人兽面”图案又以每个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方寸之地，线纹繁缛，纤若毫丝，肉眼难辨。我们已知，红山匠人在制作玉器时能够依据器物的造型特点，熟练地运用切割、琢磨、钻孔、抛光、透雕镂空、两面雕等多种技法来加工玉石。良渚玉工的水平之高有过之而无不及—玉工可以在一毫米宽度上徒手微刻3～5条纹饰，这被视为良渚玉工艺中空前的绝技。这种微刻所创造的“神人兽面”象征，就是良渚王权的王徽，反映王者唯我独尊的身份。因此，“神人兽面”图像仅发现于显贵者大墓出土的玉器上，显示出其使用上的严格身份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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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人创造出一套以琮、璧、钺、冠状饰、三叉形器、玉璜、锥形器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不仅许多玉器上雕刻有神徽图案，而且这些玉礼器的构形都与表现这一神徽有着直接的关系。玉礼器系统及神徽在良渚玉器上表现得极为统一，是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显示良渚文化有着极强的社会凝聚力，且存在统一的神灵信仰。良渚国王和权贵通过一整套标志身份的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达到对神权的控制，从而完成对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当时的“良渚王”集宗教信仰与世俗王权于一身，俨然后世的皇帝。
有鉴于玉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良渚时期的贵族和平民在玉器生产和消费实况等方面差异显著，这表明，良渚文化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化。
“良渚王”控制了玉器的生產与使用，也控制了政权的中枢，他将玉器分赐给“诸侯”，命令他们统治一方，并以同样的信仰统一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信仰的力量，通过玉器上随处可见的神秘图案向八方传递，良渚可称得上是“神王之国”。
, 百拇医药(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