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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天马”与幸运草(1)
http://www.100md.com 2019年11月1日 《百科知识》 2019年第21期
    

    尽管不少城市绿地里会选择栽种一种叫“三叶草”的低矮浓密绿植,大江南北的菜市场也偶尔会有一种叫“金花”或“草头”的蔬菜售卖,但如果不从事农牧畜养,也不是专业植物学人士,相信大多数的人已经不会把它们和“苜蓿”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了。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苜蓿似乎是一个历史名词,距现代生活十分遥远,然而时光上溯2000年,当这种中亚伊朗的小绿草,一路向东旅行至中原时,整个汉帝国的心脏都曾为它的到来而跳动得异常剧烈。

    早在西汉建立的五六百年之前,苜蓿就出现在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中,伟大的游吟诗人荷马,安排了希腊战神阿克琉斯的骏马在特洛伊城外啃食苜蓿,也让斯巴达的草原上长满了苜蓿。从古希腊语中苜蓿的词源入手,当代学者揭开了苜蓿从伊朗高原西传的大致路线。作为古代马匹的理想草料,无论在东方中国还是西方希腊罗马,苜蓿都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资源,它的旅行也因此显得更加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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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苜蓿东行,汉帝国期盼育马秘方

    秦末战争中,刘邦异军突起,凭借着张良、萧何、韩信三位“人杰”的辅佐,推翻了拥有“虎狼之师”的秦朝,击败了“力能扛鼎”的项羽等割据势力,短短数年就建立了比秦朝疆域还辽阔的大汉帝国。然而面对自战国以来就持续存在的北方匈奴,久经沙场的汉军却显得力不从心。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新建立的政权危如累卵,不得已之下,汉朝只能通过和亲等法暂求安宁。随后,历经“文景之治”,国力虽有增强,但大汉帝国在对抗匈奴的问题上仍无良策。

    公元前141年,新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心里明白,要想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就必须兵强马壮。但是“千军”易募,“万马”难寻。这样严酷的现实,使农业社会的“大汉天子”对来自西域的宝马充满渴望。他在《西极天马歌》中不吝笔墨地写道:“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当然,对皇帝个人而言,得到一匹上等的汗血宝马或许并不困难,然而如何能让大汉的万千将士都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战马,进而组建一支足以消灭匈奴的强大骑兵集团,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于是西行的张骞或许又多了一项任务:引进西域良马,并破解在大汉帝国之内饲养战马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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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马与苜蓿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26年),凭借着超乎凡人的智慧、勇气与谋略,出使西域的张骞回到长安,此时距他离开已经整整过去了13年。但历尽艰险之后,“博望侯”张骞不辱使命,不仅凿空西域,打通了大汉帝国向西与世界勾连的通道,更带回了许多汉地所没有的水果与蔬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汉帝国朝思暮想的苜蓿。美国著名汉学家劳费尔就此评论说:“张骞为人重实际,处理经济事务非常有见地,他断定这渴望已久的马若要在中国保持健壮,非得把它们的主要食料一并带来不可。于是他在大宛获得苜蓿种籽,于公元前126年献给武帝。”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这是“苜蓿”在中国史书中的首次亮相,其中的两则信息值得关注,一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即汉武帝在本应该种植庄稼和粮食的上等土地上种植了苜蓿;二是种植苜蓿的地方随后选在“离宫别观”的周边。“离宫别观”在汉代当属皇家禁地,寻常百姓不得擅入。“肥饶地”和“离宫别观”都种上苜蓿,足见朝廷和皇帝对这种西来的小绿草多么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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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关中大地,引种苜蓿最多的地方当属河西走廊的武威一带。东汉班固说:“自武威以西……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据《后汉书》记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凉州城内专门养马的管家奴婢多达6000人,存栏的军马至少5万匹。到了唐代,《新五代史》说:“(武威)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如此数量的军马养殖需要多少苜蓿供给,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一片片绿意盎然的柔弱苜蓿枝叶,逐渐托起了大汉帝国强大的铁血军团,支撑其一次又一次对匈奴作战的胜利。正如王维诗中所说:“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

    从马食到人食,苜蓿在中国的诗意之旅

    作为多年生草本豆科植物,苜蓿被人类驯化的历史超过3000年。当前全世界种植的苜蓿仍有65种之多,我国的苜蓿种植主要分布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其中新疆是我国苜蓿属野生种类最多的省区。从名称上看,“苜蓿”是典型的外来语,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苜蓿也叫“目宿”“牧宿”“木粟”等,关于这个名称的确切来源,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如1934年日本学者桑原隲藏发表《张骞西征考》中认为“苜蓿为希腊语Medikai之音译”。美国人劳费尔在其《中国伊朗编》中则认为“苜蓿”一词系古大宛语“buksuk”的音译,而大宛语则是古伊朗语的一种。总之,“苜蓿”一词来自遥远的西方,不是中国人起的名字。

    相比于这个西方词汇的音译,苜蓿当然还有自己独特的中文名字—“怀风”或“连枝草”。西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乐游苑草木虫鱼》篇中记录说:“乐游苑中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一名怀风,时或谓光风,风在其間,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谓为连枝草。”不过从后世文献整理记载来看,怀风和连枝草并没有引起后人多少共鸣,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将这种关系帝国安危的小草称为“苜蓿”。如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就沿用了“苜蓿”的称谓。, 百拇医药(刘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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