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纵览话“三希”(2)
集句为联，乃风雅之举，既可反映读书之广博与目力之精准，更能体现悟性与境界，属集联中上乘之作，然与对联右上左下、仄起平收之常规不符，故多有人认为排列顺序有误，然以落款位置确定，确是“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无疑。探其缘由，真正形成对联仄起平收之成法，当在隋唐近体诗即律诗定型之时，而古诗多有押仄声韵者。而此集句联所出之两首古诗皆属此类，且“怀抱观古今”本为上句，“深心托豪素”本为下句，若颠倒顺序，反而不美。
“怀抱观古今”，坐拥君王之胸襟与气度，体现对“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高远境界之追求，以释“三希”；“深心托豪素”，则真切表达出乾隆帝对其所藏三件稀世墨宝的珍爱之情，以释“三稀”。二者相互呼应，浑然天成，无雕琢痕迹，堪称巧思妙对，令人叫绝。
从集联所选作者生平年代不难悟出，乾隆帝对晋人风骨情有独钟。其书法风格，更倾力仿效书圣王羲之笔意，毕恭毕敬，亦步亦趋，心驰神往，终生不渝。细品其御笔真迹，虽纯熟干练、流畅婉转、雍容规整、仪态不俗，然仅得形似，性灵尚缺，与王羲之“翩若惊鸿，矫若游龙”之神韵，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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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拙守朴
就面积论，三希堂仅8平方米，与坐拥天下、雄踞帝宫的一代君主之身份极不相称。然恰恰反映出乾隆帝之品位与襟怀，折射出“室雅无须大”的文人理念。室内陈设亦取拙守朴、以简胜繁，既展满洲崇俭尚约之流韵，又承唐人刘禹锡陋室独馨之遗响。
斗室取狭长布局，复以楠木雕花隔扇隔分成南北两间。里间借用窗台，设摆御用文房四宝。窗台之下，设置高低炕一铺，可坐可卧。御座设于高炕，坐东面西。前述之“三希堂”匾、“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联则置于御座上方与两侧。矮炕墙壁之上，五颜六色的瓷壁瓶与壁瓶下楠木《三希堂法帖》木匣相映成趣，因有对面墙壁所挂落地玻璃镜之折射，可使主人尽收眼中，豁然开朗。
此外，小室隔扇横眉之上，乃乾隆帝御笔《三希堂记》，墙壁上则贴有宫廷画师金廷标所绘《王羲之学书图》、御用诗人沈德潜所作《三希堂歌》以及翰林大画家董邦达所绘山水画等，为三希堂增添了无限韵致，三希堂无疑是大朴胜奢华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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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堂法帖》
三希堂之意义，绝非止于清帝崇文尚品之宣示，更是一个文化大举措之开始。早在书房未更名三希堂之前的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便已命张照领衔，开始编纂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之巨著《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以著录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
《秘殿珠林》
《秘殿珠林》专收佛道题材，余者则由《石渠宝笈》录之。历时三载，初编乃成。于此基础上，乾隆十二年(1747)至乾隆十五年(1750)，复命吏部尚书梁诗正、协办大学士汪由敦、户部尚书蒋溥等人，将内府所藏历代书法作品，择其精要，由宋璋、扣住、二格、焦林等人镌刻成《石渠宝笈法帖》。卷首刊有乾隆帝特谕手迹。
法帖共分32册，刻石500余方，因帖中收有“三希”，而珍藏三希之处为三希堂，故法帖取名《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完成之后，仅精拓数十本，赐与宠臣。乾隆十七年(1752)，复从宫中藏品中再次精选历代名人法书5卷，摹刻上石。至此，《三希堂法帖》始成完璧。至清末，多有增印，其传始广。法帖原刻石，嵌于北京内海之阅古楼墙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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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宝笈》
丛帖增印，其事不难，而三希原帖，则不可复得，拥连城之价。王羲之《快雪时睛帖》为唐人摹本，行书四行二十八字，尺牍纸本，高七寸一分，广四寸六分，是王羲之40岁之后作品，也是羲之传世代表作之一。因帖内有“快雪时晴”四字而得名，虽仅为“书圣”手札便条，然用笔洒脱，字体疏朗，动中有静，具“龙跳山门，虎卧风阁”之势，乃羲之行书精品。
此帖原是康熙朝国子监祭酒冯源济传家之宝，先由源济进献康熙帝，后传至乾隆帝手中。乾隆帝终生对此墨宝之热情始终不减，常于三希堂临摹玩味，竟先后为此帖题跋73次，足见其在乾隆帝心中之地位。
羲之第七子献之《中秋帖》，无款，传为王献之书，亦有人怀疑是宋代米芾据献之《十二月帖》所临，以篇首“中秋”二字得名。纸本，纵八寸四分，横三寸六分，行草书，三行二十二字，前后有阙文。献之书法得其父真传，且有创新，将王体行书笔意进一步升华、提炼。此帖已接近草书，用笔如行云流水，诸字之间连带互映，章法完美至极。此帖为其50岁后之作，属便笺手札作品。献之于笔势与气韵方面，似可超越其父，首创“一笔书”草体。此帖笔势纵逸豪放，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乃“一笔书”之经典力作。羲之被尊為“书圣”，而献之则有“小圣”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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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珣乃羲之子侄，其《伯远帖》六行四十七字，属典型晋代行书，内容为叙事之辞，以首句“伯远”二字而得名。《伯远帖》用笔灵动飞舞，为上乘行草作品，且为其中唯一真迹。若将《三希堂法帖》喻为书界之龙，则三希无疑乃巨龙之睛。
风雅极致
乾隆帝不仅于“三希”多次题跋，还曾亲撰《三希堂记》，以志其盛，以示其诚。在《三希堂记》之中，乾隆帝称蔡公世远曰“闻之蔡先生”，字而不名，仍执弟子礼，以示对恩师之崇敬；自称为吾而非朕，于“书圣”面前放下帝王之尊，谨表谦恭。考虑到当时皇权至高无上之时代特点，此举实属难能可贵也。
乾隆帝不仅自撰此《三希堂记》，复命词臣沈德潜撰写并题写《三希堂歌》，悬挂于三希堂。歌曰：“江左风流数王氏，司徒以后多闻人。羲、献父子树清节，法护文学超常伦。勋名一家著史册，翰墨百代留精神。快雪时晴洵书圣，中秋姿媚中藏筋。伯远一帖推后劲，遒逸自足追前尘。东晋至今十六代，离合聚散同烟云。太清楼空几泯灭，宝晋斋废疑沉沦。至宝阅世永不坏，鬼神呵护留乾坤……”沈德潜不愧是御用大诗人、江南老名士，歌功颂德，润色帝业，顺手拈来，难出其右。全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百拇医药(邸永君)
“怀抱观古今”，坐拥君王之胸襟与气度，体现对“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高远境界之追求，以释“三希”；“深心托豪素”，则真切表达出乾隆帝对其所藏三件稀世墨宝的珍爱之情，以释“三稀”。二者相互呼应，浑然天成，无雕琢痕迹，堪称巧思妙对，令人叫绝。
从集联所选作者生平年代不难悟出，乾隆帝对晋人风骨情有独钟。其书法风格，更倾力仿效书圣王羲之笔意，毕恭毕敬，亦步亦趋，心驰神往，终生不渝。细品其御笔真迹，虽纯熟干练、流畅婉转、雍容规整、仪态不俗，然仅得形似，性灵尚缺，与王羲之“翩若惊鸿，矫若游龙”之神韵，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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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拙守朴
就面积论，三希堂仅8平方米，与坐拥天下、雄踞帝宫的一代君主之身份极不相称。然恰恰反映出乾隆帝之品位与襟怀，折射出“室雅无须大”的文人理念。室内陈设亦取拙守朴、以简胜繁，既展满洲崇俭尚约之流韵，又承唐人刘禹锡陋室独馨之遗响。
斗室取狭长布局，复以楠木雕花隔扇隔分成南北两间。里间借用窗台，设摆御用文房四宝。窗台之下，设置高低炕一铺，可坐可卧。御座设于高炕，坐东面西。前述之“三希堂”匾、“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联则置于御座上方与两侧。矮炕墙壁之上，五颜六色的瓷壁瓶与壁瓶下楠木《三希堂法帖》木匣相映成趣，因有对面墙壁所挂落地玻璃镜之折射，可使主人尽收眼中，豁然开朗。
此外，小室隔扇横眉之上，乃乾隆帝御笔《三希堂记》，墙壁上则贴有宫廷画师金廷标所绘《王羲之学书图》、御用诗人沈德潜所作《三希堂歌》以及翰林大画家董邦达所绘山水画等，为三希堂增添了无限韵致，三希堂无疑是大朴胜奢华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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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堂法帖》
三希堂之意义，绝非止于清帝崇文尚品之宣示，更是一个文化大举措之开始。早在书房未更名三希堂之前的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便已命张照领衔，开始编纂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之巨著《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以著录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
《秘殿珠林》
《秘殿珠林》专收佛道题材，余者则由《石渠宝笈》录之。历时三载，初编乃成。于此基础上，乾隆十二年(1747)至乾隆十五年(1750)，复命吏部尚书梁诗正、协办大学士汪由敦、户部尚书蒋溥等人，将内府所藏历代书法作品，择其精要，由宋璋、扣住、二格、焦林等人镌刻成《石渠宝笈法帖》。卷首刊有乾隆帝特谕手迹。
法帖共分32册，刻石500余方，因帖中收有“三希”，而珍藏三希之处为三希堂，故法帖取名《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完成之后，仅精拓数十本，赐与宠臣。乾隆十七年(1752)，复从宫中藏品中再次精选历代名人法书5卷，摹刻上石。至此，《三希堂法帖》始成完璧。至清末，多有增印，其传始广。法帖原刻石，嵌于北京内海之阅古楼墙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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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宝笈》
丛帖增印，其事不难，而三希原帖，则不可复得，拥连城之价。王羲之《快雪时睛帖》为唐人摹本，行书四行二十八字，尺牍纸本，高七寸一分，广四寸六分，是王羲之40岁之后作品，也是羲之传世代表作之一。因帖内有“快雪时晴”四字而得名，虽仅为“书圣”手札便条，然用笔洒脱，字体疏朗，动中有静，具“龙跳山门，虎卧风阁”之势，乃羲之行书精品。
此帖原是康熙朝国子监祭酒冯源济传家之宝，先由源济进献康熙帝，后传至乾隆帝手中。乾隆帝终生对此墨宝之热情始终不减，常于三希堂临摹玩味，竟先后为此帖题跋73次，足见其在乾隆帝心中之地位。
羲之第七子献之《中秋帖》，无款，传为王献之书，亦有人怀疑是宋代米芾据献之《十二月帖》所临，以篇首“中秋”二字得名。纸本，纵八寸四分，横三寸六分，行草书，三行二十二字，前后有阙文。献之书法得其父真传，且有创新，将王体行书笔意进一步升华、提炼。此帖已接近草书，用笔如行云流水，诸字之间连带互映，章法完美至极。此帖为其50岁后之作，属便笺手札作品。献之于笔势与气韵方面，似可超越其父，首创“一笔书”草体。此帖笔势纵逸豪放，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乃“一笔书”之经典力作。羲之被尊為“书圣”，而献之则有“小圣”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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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珣乃羲之子侄，其《伯远帖》六行四十七字，属典型晋代行书，内容为叙事之辞，以首句“伯远”二字而得名。《伯远帖》用笔灵动飞舞，为上乘行草作品，且为其中唯一真迹。若将《三希堂法帖》喻为书界之龙，则三希无疑乃巨龙之睛。
风雅极致
乾隆帝不仅于“三希”多次题跋，还曾亲撰《三希堂记》，以志其盛，以示其诚。在《三希堂记》之中，乾隆帝称蔡公世远曰“闻之蔡先生”，字而不名，仍执弟子礼，以示对恩师之崇敬；自称为吾而非朕，于“书圣”面前放下帝王之尊，谨表谦恭。考虑到当时皇权至高无上之时代特点，此举实属难能可贵也。
乾隆帝不仅自撰此《三希堂记》，复命词臣沈德潜撰写并题写《三希堂歌》，悬挂于三希堂。歌曰：“江左风流数王氏，司徒以后多闻人。羲、献父子树清节，法护文学超常伦。勋名一家著史册，翰墨百代留精神。快雪时晴洵书圣，中秋姿媚中藏筋。伯远一帖推后劲，遒逸自足追前尘。东晋至今十六代，离合聚散同烟云。太清楼空几泯灭，宝晋斋废疑沉沦。至宝阅世永不坏，鬼神呵护留乾坤……”沈德潜不愧是御用大诗人、江南老名士，歌功颂德，润色帝业，顺手拈来，难出其右。全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百拇医药(邸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