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如何应对瘟疫(2)
两宋时期，人们已知晓患病者的尸骸是重要的传染源。为了杜绝传染源，有必要对患伤寒等传染病的尸骸进行及时处置，从而杜绝疫病的扩散。为了避免病患被抛尸荒野，宋廷每过灾后，必招募僧侣或责令地方衙署及时掩埋尸体。明道二年(1033)二月，南方旱疫，宋仁宗下诏淮南、江南民被灾伤而死者，官为瘗埋，仍祭酹之。至和元年(1054)春，汴京一带发生大旱，饥疫相作，宋仁宗委令有司掩埋尸体。北宋熙宁年间，汴京发生大疫，贫者多不能葬，北宋政府遂在汴京郊野划出三五顷荒地，以收葬枯骨。崇宁三年(1104)二月，宋徽宗采纳中书省的建议，在全国各路创建漏泽园，掩埋病尸或贫困无以安葬的尸体。政府在疫病救治过程中采取的施送棺木、掩埋尸体的做法，一方面稳定了民心，宣扬了儒家仁政教化；同时，也起到了阻断传染源、防止疫病进一步扩散的作用。
此外，宋人已懂得疫病与城市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南宋理学传人真德秀在福建泉州任职期间，眼见泉州城内“水沟湮阏、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州人时常发病，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命人清理沟渠。乾道二年(1166)，南宋隆兴府(今江西南昌)知府吴芾眼见豫章沟岁久湮塞，民病途潦，遂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于是，率众整治居民生活环境，以防治可能产生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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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地区为何成为疫情的高发区
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使得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宋室南迁后，南方经济完全超过北方。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宋代对南方的开发和拓边活动，促使瘴疫不断发生和流行，且死亡率较高，给民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宋人将岭南一带称为“大法场”“小法场”和“人间地狱”等。此外，江南一带因为河网密布、气候温湿、人口流动频繁，也是疫病高发区。
据统计，两宋之际的江南地区，仅疫症流行的记载就达150多次，也就是说每两年就会暴发一次。北宋年间，苏轼就坦言“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南宋时期，临安成为南宋都城，人口剧增。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咸淳年间，临安府所属9县的人口多达124万，其中钱塘、仁和两县人口为43.2万，占全府人数近三分之一，以致疫病发生的次数和肆虐的规模都远高于其他地区。江南肆虐的瘟疫之中，尤以两浙路最多，有记载的疫症就多达88次。而在两浙路中，临安堪称重灾区，多达22次。南宋江南疫症的高发期多集中于绍兴、淳熙、庆元、嘉定年间，引发疾疫的因素包括地理環境、气候异常、自然灾害等。此外，人祸或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也是造成疾疫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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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长期的战争态势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战争过后，往往是“流离满野，道谨相望，或趋乡镇，或集郡邑，或聚都城”，甚至“地气转动，浮土塌陷，白骨暴露，血水汪洋，死气尸气，浊气秽气，随地气上升”。此之情势，势必导致传染病的蔓延。隆兴二年(1164)，金兵南下，随即占领濠州、滁州，兵临长江，淮河一带近30万百姓为了躲避兵燹，纷纷南逃江南。由于无处安身，流民只能暂避山谷，结庐而居。冬季来临之时，以致“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冻死”，尸骸及染疫者势必将疫症传播至江南一带。据记载，这场因战乱引发的疾疫持续到乾道元年(1165)。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疫症过后，两浙一带突发大水灾，临安和绍兴府出现大量饥民，疫症再次暴发。
土葬习俗也是疾病传播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汉族以土葬为主，后受佛教思想影响，亦不乏火葬。入宋以后，火葬逐渐由盛至衰。北宋初年，因为贫民无钱埋葬亲属尸体而采取火葬，一些官宦人家因崇佛等其他原因也多采取火葬。北宋中期，随着政府对土葬的提倡，人们不得不改行土葬。此后，北宋政府还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强制施行。南宋时期，政府继续推行土葬。然而，土葬不仅占据大片田土，而且耗赀较多，一些贫穷之家，既无力土葬，又不敢违法实施火葬，于是干脆将尸体遗弃至野外或沟壑之中。据记载，南宋嘉定八年(1215)，“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城内外，于内，民间因有死人之家，无力买地埋葬，以致弃在沟壑”。实际上，不仅是建康府，南宋各路、府、州、县均有类似现象。肆意丢弃尸体，很容易引起环境污染，尤其是染疫者尸体，更是触发疫症的主要原因。尽管南宋政府设置义冢、义庄等，以缓解贫困之家的丧葬问题，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弃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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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一带市民的生活习惯也与疫症流行休戚相关。据记载，江南一带百姓“街上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尽管每日有人定点收集粪便，但排除之法大多将秽物直接倒入河内，或者将马桶在江河里清洗，从而污染居民日常生活水源。绍兴四年(1134)二月，工部上奏：“临安府运河开撩，渐见深浚，今来沿河两岸居民等，尚将粪土瓦砾抛置已开河中，乞严行约束。”鉴于此，大理寺立法：“辄将粪土瓦砾等，抛入新开运河者，杖八十。”除了沿河居民向河道倾倒秽物外，往来河道的船只也是重要的污染源。这种情况，绝非是南宋时期才产生的。据史书记载：“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岁在戊寅，夏，吴中大旱。二年春夏之交，舟车益不通，百货涉贵，城中沟侩埋淤，发为疫气。”临安城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地方？可见宋代城市的卫生条件较为简陋。
疫症的发生对宋代江南社会经济造成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和物价的不断攀升，以致百姓生活日益困苦、潦倒。此外，疫症对宋代江南的社会秩序，同样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应对瘟疫的医家与医书有哪些
相较于前代，宋人对瘟疫的认知水平和诊疗手段已有长足的发展。北宋名臣司马光在《类篇》注疏，“疫，病流行也”，指出了疾疫的流行性特征。不少医家总结了自己治疫的经验，并撰写成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南宋理学传人真德秀在《为民祈安设蘸青词》中谈及：“天令或愆驯，致札瘥之害，民生何辜？”在宋人看来，“札”和“瘥”均指疾疫，但稍有区别，“札”主要指的是大流行的瘟疫，而“瘥”指的是散发性的瘟疫。, 百拇医药(君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