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污染，认知和治理都需更新
最近，中国长三角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约40%孕妇的尿液中检出抗生素，近80%的儿童尿液中检出兽用抗生素。这意味着，中国的抗生素污染日趋严重。抗生素污染也并非中国特有现象，而是全球性的。
英国约克大学的科研团队发起一项对全球72个国家711个地点的河流水质的检测，结果发现65%的河流的抗生素浓度超过安全标准。
虽然抗生素污染是全球性的，但中国最为严重。一个广为引用的数据是，中国抗生素使用量占全球一半(2013年中国抗生素总使用量约为16.2万吨，其中48%为人用抗生素，其余为兽用抗生素)。
抗生素污染的源头来自以下几个领域：一是医用，二是畜牧养殖业，三是食品加工业和公众日常生活使用，其中以前二者为主。找到了抗生素污染源就能够找到有效的监管和控制方式，也就是堵与疏，监控和引导。在监控方面，要有一系列行政和法规管理以及具体实施方法；在引导方面，需要让所有人知晓利害得失，并能找到其他方式来替代抗生素的使用，少用和不用抗生素。
, 百拇医药
回顾相关部门在这两方面的做法，可以得出一些经验和教训。
在监控抗生素的污染上，可以看到，中国过去是行业监管，现在刚刚进入多部门全面监管及全社会监管。
在抗生素污染的传统性污染源—医用性抗生素监控方面，2004年，原卫生部发布了第一版《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紧接着，在2005年，原卫生部等部门又发布了《关于建立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及细菌耐药监测网的通知》。2007年，有关部门又发布了《处方管理办法》。这些规定对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起了一定作用。但是，2010年，携带耐药基因的“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1”(NDM-1)超级细菌在印度和中国出现，再次表明抗生素滥用导致的耐药性问题已经十分严重。
当时，我国卫生部除了再次發布《全国抗菌药物整治工作方案》外，又于2012年颁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抗生素管理办法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对医疗机构使用抗生素进行了严格规范，其中包括抗菌药的适用条件、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和监督管理等。
, 百拇医药
从抗生素使用并造成污染的第一大源头—畜牧养殖业的监管来看，较早的是1994年原农业部发布的《动物性食品中兽药的最高残留限量(试行)》。此后，又有《2009年度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和《关于开展抗生素药渣等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专项检查的通知》等规定出台。在认识到抗生素污染的严重性后，2019年，我国农业农村部表示，将修订《兽药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并逐步将抗生素污染排放纳入重点行业水污染物排放监管范围。
从监管两大抗生素污染源头来看，法规和管理当然产生了一定效果，如一些调查表明，二三级医疗机构门诊抗生素使用率已经从2010年的19.4%下降到2017年的7.7%，住院抗生素使用率从2010年的67.3%下降到2017年的36.8%。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如法规有漏洞和执行并不严格，导致抗生素污染问题依然严峻。
迄今，我国环保机构并没有将抗生素污染作为重要的污染源来治理，只是把抗生素菌渣列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但是，抗生素水体污染比菌渣污染严重得多。
, 百拇医药
调查发现，长三角地区某市水源地附近有三家医药公司排污口，一些长江支流交汇处有六七家制药厂，这些企业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高浓度抗生素。目前，不少长江中下游的化工、制药、中低端制造、畜禽养殖等企业往上游或支流转移，更加剧了抗生素水污染。因此，把抗生素水污染纳入法规管理，是当务之急，而且要明确，抗生素也是一种污染源，甚至比二氧化碳、硫化物和重金属污染还要严重。同时，应把谁污染谁治理的方针纳入到抗生素污染中，生产制造和使用消费抗生素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负责，一是减少使用，二是要治理被抗生素污染了的环境。
最高法在2020年1月9日已经提出，要以“十严”标准来保护长江，包括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对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的行为从严惩处，甚至要把向长江干支流偷排、直排当作恐怖主义犯罪来打击。
治理抗生素污染当然需要第二大措施—疏通和引导。作为抗生素使用大户的畜牧养殖业，尽管有一系列政策和法规限制养殖户使用各种抗生素，但是在生猪、肉鸡、水产等养殖过程中，因养殖密度高，不少养殖户为降低感染发病率，习惯在饲料中添加各类抗生素。生猪饲料中，硫酸黏菌素、金霉素都是常用抗生素，1吨饲料甚至能添加500克抗生素药物。养殖户的理由是，如果不加抗生素，养殖的动物会大量死亡，肯定赔钱。
, 百拇医药
现实情况决定了养殖者很难遵守相关规定。因此，更好的做法是要结合“疏导”的方法，例如学习丹麦的养猪业，养殖户不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提升猪肉质量，使其更美味，更受消费者欢迎，才会引导养殖户少用和不用抗生素。也可以引导养殖户采用其他替代抗生素的药物，如微生态制剂、寡糖、抗菌肽、酶制剂、中草药制剂、酸化剂等。
在抗生素使用的疏导方面，也包括对公众的科学传播，通过提高人们的科学素养来少用抗生素。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范围内，有64%的受访者相信抗生素可以治疗感冒和流感，事实上抗生素对于流感和感冒病毒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认知的错误也导致了抗生素在生活中的大量使用。尽管抗生素已经成为处方药，但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各种抗生素。因此，全民的科学传播也是减少抗生素使用的有效方式。
从监控和引导上减少抗生素污染，同样要从政府监管、行业管理过渡到全社会参与，进行全方位的抗生素减用、限用和禁用。一方面，需要让全民获得一个信念—同一健康，即人、动物、微生物、植物共享一个环境，人类少用抗生素，能让人和其他生物、环境都能获得健康。另一方面，全社会治理抗生素污染也意味着各行各业需要共同行动，因为抗生素污染不只是医疗、农业、食品加工业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这方面，中国也在行动。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和农业部等14个部门联合制定公布《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商务部也在同一年发布《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这表明，治理抗生素污染需要多部门全社会联合行动。
在抗生素污染日趋严重的今天，全社会参与，由主要污染源的农业和医疗部门负主要责任，再结合堵与疏的方针，方有可能逐步减少抗生素污染，以减轻由此带来的对人类和生态环境的种种负面影响。, 百拇医药(张田勘)
英国约克大学的科研团队发起一项对全球72个国家711个地点的河流水质的检测，结果发现65%的河流的抗生素浓度超过安全标准。
虽然抗生素污染是全球性的，但中国最为严重。一个广为引用的数据是，中国抗生素使用量占全球一半(2013年中国抗生素总使用量约为16.2万吨，其中48%为人用抗生素，其余为兽用抗生素)。
抗生素污染的源头来自以下几个领域：一是医用，二是畜牧养殖业，三是食品加工业和公众日常生活使用，其中以前二者为主。找到了抗生素污染源就能够找到有效的监管和控制方式，也就是堵与疏，监控和引导。在监控方面，要有一系列行政和法规管理以及具体实施方法；在引导方面，需要让所有人知晓利害得失，并能找到其他方式来替代抗生素的使用，少用和不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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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相关部门在这两方面的做法，可以得出一些经验和教训。
在监控抗生素的污染上，可以看到，中国过去是行业监管，现在刚刚进入多部门全面监管及全社会监管。
在抗生素污染的传统性污染源—医用性抗生素监控方面，2004年，原卫生部发布了第一版《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紧接着，在2005年，原卫生部等部门又发布了《关于建立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及细菌耐药监测网的通知》。2007年，有关部门又发布了《处方管理办法》。这些规定对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起了一定作用。但是，2010年，携带耐药基因的“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1”(NDM-1)超级细菌在印度和中国出现，再次表明抗生素滥用导致的耐药性问题已经十分严重。
当时，我国卫生部除了再次發布《全国抗菌药物整治工作方案》外，又于2012年颁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抗生素管理办法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对医疗机构使用抗生素进行了严格规范，其中包括抗菌药的适用条件、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和监督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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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生素使用并造成污染的第一大源头—畜牧养殖业的监管来看，较早的是1994年原农业部发布的《动物性食品中兽药的最高残留限量(试行)》。此后，又有《2009年度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和《关于开展抗生素药渣等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专项检查的通知》等规定出台。在认识到抗生素污染的严重性后，2019年，我国农业农村部表示，将修订《兽药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并逐步将抗生素污染排放纳入重点行业水污染物排放监管范围。
从监管两大抗生素污染源头来看，法规和管理当然产生了一定效果，如一些调查表明，二三级医疗机构门诊抗生素使用率已经从2010年的19.4%下降到2017年的7.7%，住院抗生素使用率从2010年的67.3%下降到2017年的36.8%。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如法规有漏洞和执行并不严格，导致抗生素污染问题依然严峻。
迄今，我国环保机构并没有将抗生素污染作为重要的污染源来治理，只是把抗生素菌渣列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但是，抗生素水体污染比菌渣污染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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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长三角地区某市水源地附近有三家医药公司排污口，一些长江支流交汇处有六七家制药厂，这些企业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高浓度抗生素。目前，不少长江中下游的化工、制药、中低端制造、畜禽养殖等企业往上游或支流转移，更加剧了抗生素水污染。因此，把抗生素水污染纳入法规管理，是当务之急，而且要明确，抗生素也是一种污染源，甚至比二氧化碳、硫化物和重金属污染还要严重。同时，应把谁污染谁治理的方针纳入到抗生素污染中，生产制造和使用消费抗生素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负责，一是减少使用，二是要治理被抗生素污染了的环境。
最高法在2020年1月9日已经提出，要以“十严”标准来保护长江，包括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对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的行为从严惩处，甚至要把向长江干支流偷排、直排当作恐怖主义犯罪来打击。
治理抗生素污染当然需要第二大措施—疏通和引导。作为抗生素使用大户的畜牧养殖业，尽管有一系列政策和法规限制养殖户使用各种抗生素，但是在生猪、肉鸡、水产等养殖过程中，因养殖密度高，不少养殖户为降低感染发病率，习惯在饲料中添加各类抗生素。生猪饲料中，硫酸黏菌素、金霉素都是常用抗生素，1吨饲料甚至能添加500克抗生素药物。养殖户的理由是，如果不加抗生素，养殖的动物会大量死亡，肯定赔钱。
, 百拇医药
现实情况决定了养殖者很难遵守相关规定。因此，更好的做法是要结合“疏导”的方法，例如学习丹麦的养猪业，养殖户不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提升猪肉质量，使其更美味，更受消费者欢迎，才会引导养殖户少用和不用抗生素。也可以引导养殖户采用其他替代抗生素的药物，如微生态制剂、寡糖、抗菌肽、酶制剂、中草药制剂、酸化剂等。
在抗生素使用的疏导方面，也包括对公众的科学传播，通过提高人们的科学素养来少用抗生素。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范围内，有64%的受访者相信抗生素可以治疗感冒和流感，事实上抗生素对于流感和感冒病毒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认知的错误也导致了抗生素在生活中的大量使用。尽管抗生素已经成为处方药，但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各种抗生素。因此，全民的科学传播也是减少抗生素使用的有效方式。
从监控和引导上减少抗生素污染，同样要从政府监管、行业管理过渡到全社会参与，进行全方位的抗生素减用、限用和禁用。一方面，需要让全民获得一个信念—同一健康，即人、动物、微生物、植物共享一个环境，人类少用抗生素，能让人和其他生物、环境都能获得健康。另一方面，全社会治理抗生素污染也意味着各行各业需要共同行动，因为抗生素污染不只是医疗、农业、食品加工业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这方面，中国也在行动。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和农业部等14个部门联合制定公布《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商务部也在同一年发布《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这表明，治理抗生素污染需要多部门全社会联合行动。
在抗生素污染日趋严重的今天，全社会参与，由主要污染源的农业和医疗部门负主要责任，再结合堵与疏的方针，方有可能逐步减少抗生素污染，以减轻由此带来的对人类和生态环境的种种负面影响。, 百拇医药(张田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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