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北京之兴(2)
而元大都街道布局，则依照《周礼·考工记》，全城各有九条东西、南北干道，加之若干胡同，划成方整的棋盘形制。街道亦有统一标准，元《析津志》载：“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自南至北，谓之经；自东向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即胡同(原作衚衕)，系蒙古语hudug之音译，意为水井。其最早出现于元大都时期，如在元代关汉卿所作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即有“直杀一个血衚衕”之语；李好古所撰《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儿衚衕总铺门前来等我”之句。砖塔胡同位于西四地区，至今尚在且名稱未改，乃北京胡同之祖。元代以降，胡同已成北京最具代表性之标志。
据《析津志》载，元大都建成后，元世祖忽必烈“诏旧城(金中都故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有钱)及居职(有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分予迁入大都居住之富商、官员，以建造住宅，由此，开启了大规模营造四合院住宅的过程。被视为北京四合院雏形的当今后英房胡同四合院遗址，便是元大都时期民居建筑的遗存。其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一般以黏土烧制而成的长砖为建筑材料，垒砌成房屋、院墙与院门，屋顶多为木梁架组成，或部分使用石构件，上覆陶瓦。依四个方向而建的房屋及院墙，组成一个四方或长方形封闭院落。而考虑到建筑风格之继承性，可以断言，辽南京尤其是金中都时期的民居建筑，亦当与传统四合院形制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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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承金制与《易》理
元大都的兴建，晚于金中都百余年，元朝国力又远超当年金朝，都城规模上即可体现。元大都周回六十里，面积约三倍于金中都。从金中都到元大都的城市发展走向，无疑为其后明清北京城之规制提供了优良范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史家夙有“元承金制”之论。回首当年，忽必烈将国都南迁与当年金代完颜亮迁都之动机，多有相同之处。首先，二人继位皆非依惯例，合法性受到质疑；二是对中原文化心仪神往，重用汉人，实行汉制，遭遇保守派抵制；三是因挥戈南指，所向披靡，进据中原，急需就近统治，不然会有鞭长莫及之虞；四是燕京地势、位置，适作大国之都。颇值得一提者，金天德五年(1153年)，金完颜亮迁都燕京，易名“中都”，依《易》“贞下起元”之旨，改年号曰“贞元”；而元中统五年(1264年)，忽必烈亦迁都燕京(1215年，改原金中都为燕京)时，竟同样定其名曰“中都”，并依《易》“至哉坤元”之旨，改年号曰“至元”。直至至元九年(1272年)，才将中都改名为大都。巧合乎？宿命乎？然而，其绝非元步金之后尘，而是顺应历史之正确抉择、昂扬进取之英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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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凝结并代表着中华先人之最高智慧，是中原文化体系中最为深邃、最具魅力之经典。通过对金中都与元大都营造过程之回顾，我们不难发现，金、元最高统治者能对《易》及深通易理之中原儒士深信不疑，足以说明其境界之宏远、胸襟之博大。
《易·系辞》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华文化源于农耕，绵延数千年，一以贯之，未曾中断；然其天性主静、尚重，正《老子》所谓“静为躁君、重为轻根”是也。久之，未免趋于静笃、阴柔。若无全新文化因子注入，则难免弱化、退化，活力渐失。然中国历史周期性危机规律，又决定了农耕文化(中原文化)总能从游牧文化中获取活力，使由盛而衰之势得以扭转。首先是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边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突然崛起，迅速强大，继而纷纷南下，入主中原；其后则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接受并改造中原文化，融入北方游牧文化之阳刚之气的新型中原文化生命力更加强大，并成为中华文化主流。, 百拇医药(邸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