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亘千年的小康之梦(3)
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杀伐攻讦，仅凭士族间的清谈“不足以为国”。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底层民众，都渴求得到来世的平安与福报，佛教便顺应人们这一心态，并迅速在各阶层中传播开来。早在东汉初年佛教就已传入我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了“中国化”的转型。与儒学不同，佛教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其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论”“来世观”等极受民众喜欢。佛教经典宣扬的理想世界，是一个“来世”与“彼岸”的西方极乐世界。《佛说阿弥陀经》中就谈到如何才能去彼岸世界，靠的就是持之以恒地念经与修行。可以说，佛教的理想世界是一个超脱轮回的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生活的人，可以享受永生永世的幸福。不过进入这个世界同样需要付出辛劳与代价，要“信”“愿”“行”，坚定信念，发大愿，勤于修行，方有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在理想社会的主张方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样宣扬大同世界。与儒家倡导的大同世界、道家提倡的太平世界相比，佛教的大同世界更多的表现为诸佛净土与来世的极乐世界。在佛教的大同世界观里，人人皆可平等，即“一切众生悉皆平等”。这一平等观念，不仅及于人，而且及于众生花草树木、砖瓦砂石，并提出“凡修行者，皆可成佛”。《华严经》中的《离世间品》还列举出菩萨所具有的十种平等，即： 一切众生平等、一切法平等、一切刹平等、一切深心平等、一切善根平等、一切菩萨平等、一切愿平等、一切波罗蜜平等、一切行平等、一切佛平等。由此观之，佛教的大同世界是建立在大慈大悲大平等的基础之上，以期实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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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自此结束了西晋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南北归于统一。隋朝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不少改革创举一直影响至清末。政治上，大力改革朝廷机构设置，基本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行政运作模式；同时，裁汰冗赘州县，节省政府开支，提高行政运行效率。吏治上，大力整顿吏治，规定六品以下官员也由吏部选授，地方官吏不得自辟僚佐，从而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为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经济上，颁布均田令和租调令，切实减轻百姓负担；同时还兴修水利，开凿大运河，发展农业生产。隋文帝统治后期，社会繁荣，国力富足，史称“开皇之治”，隋文帝杨坚也以其辉煌的文治武功为后世所称道。
在隋朝的众多贡献中，科举制的创立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隋文帝临朝亲政后，废止了魏晋时期所惯用的九品中正制，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铨选官员，并多次下诏选求贤良，拔擢门第寒微却有才能的士人充任朝廷官员，科举之制由此而兴。隋炀帝杨广登基后，增设进士科，这种选官制度的特点就是公开考试，既不问出身门第，也不用州郡推荐，一律采取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从而使得社会各阶层均有机会向上层流动，并汇聚于皇权之下，“寒窗苦读十余载，一朝登科状元郎”成为无数读书人的夙愿。据史料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缀行而出时，非常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自此以后，科举制成为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士大夫们也都以“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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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暂的隋末之乱后，中国迎来了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盛唐。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代圣主明君，目睹了隋亡悲歌，秉政后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开疆拓土，国力强盛，由此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贞观之治”已成为封建时代理想社会的代名词。唐太宗所开创的大唐盛世，还得到了周边其他民族的倾慕。尤其是常年雄踞漠北的北方少数民族，他们为了表示对唐太宗的拥戴，纷纷尊称其为“天可汗”。此后，“天可汗”成为各民族对中原皇帝的尊称。“贞观之治”无疑为盛唐之世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的“武周之治”与“开元盛世”则将盛唐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
▲ 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描绘的是唐朝鸿胪寺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景，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中唐以后，儒教、道教和释教(即佛教)逐渐融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在社会教化方面，三教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局面的产生，无疑也引发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异化。韩愈以维护“仁义之道”(先王之道、圣人之道)与传统文化价值观为核心，对佛教采取较为排斥的态度。在韩愈看来，人世间存在道统，即天道、地道、人道，贯通于天地人之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由“道”所主宰，这个“道”是超越时空的精神产物；所谓圣人，应当将法天应道与崇尚自然的法天思想，以及尽人道、行仁义的济世思想统合起来。由此可见，韩愈已初步从宗教异化的天命神权观，过渡到以道德法则为中心的客体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色彩。柳宗元则提出“受命于生人(民)之意”，说的是王朝的建立要符合人民生存的意愿。他强调，历史的发展存在必然的规律，这是“势”而不是“神”的意志，即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本来规律。尽管唐太宗、韩愈、柳宗元等人都从各自的立场阐述了理想社会的主张，但却凸显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重视“民”的重要性。
▲ 韩文公祠
宋代在继承唐代璀璨辉煌的思想文化基础上，开创了新的儒学境界。缘于唐末门阀士族的衰弱消亡以及宋代科举制度的深入改革，加之宋代确立“以文治国”的政治策略，使得宋代士大夫阶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们大多集官僚、學者、文人于一身，极具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因此在理想社会与道德建设方面也颇具新的理念和见解。范仲淹为实现“治平天下”而推行“庆历新政”，张载因“民胞物与”而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王安石以实现“国富民强”而力推“熙宁变法”，朱熹以“三纲五常”重建家庭伦理道德，叶适与陈亮则以“事功之学”强调实践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可以说，唐宋的盛世之治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巅峰，是封建时代君王理想社会的实践典范。, http://www.100md.com(暨江)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在理想社会的主张方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样宣扬大同世界。与儒家倡导的大同世界、道家提倡的太平世界相比，佛教的大同世界更多的表现为诸佛净土与来世的极乐世界。在佛教的大同世界观里，人人皆可平等，即“一切众生悉皆平等”。这一平等观念，不仅及于人，而且及于众生花草树木、砖瓦砂石，并提出“凡修行者，皆可成佛”。《华严经》中的《离世间品》还列举出菩萨所具有的十种平等，即： 一切众生平等、一切法平等、一切刹平等、一切深心平等、一切善根平等、一切菩萨平等、一切愿平等、一切波罗蜜平等、一切行平等、一切佛平等。由此观之，佛教的大同世界是建立在大慈大悲大平等的基础之上，以期实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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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盛世”之治
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自此结束了西晋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南北归于统一。隋朝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不少改革创举一直影响至清末。政治上，大力改革朝廷机构设置，基本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行政运作模式；同时，裁汰冗赘州县，节省政府开支，提高行政运行效率。吏治上，大力整顿吏治，规定六品以下官员也由吏部选授，地方官吏不得自辟僚佐，从而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为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经济上，颁布均田令和租调令，切实减轻百姓负担；同时还兴修水利，开凿大运河，发展农业生产。隋文帝统治后期，社会繁荣，国力富足，史称“开皇之治”，隋文帝杨坚也以其辉煌的文治武功为后世所称道。
在隋朝的众多贡献中，科举制的创立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隋文帝临朝亲政后，废止了魏晋时期所惯用的九品中正制，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铨选官员，并多次下诏选求贤良，拔擢门第寒微却有才能的士人充任朝廷官员，科举之制由此而兴。隋炀帝杨广登基后，增设进士科，这种选官制度的特点就是公开考试，既不问出身门第，也不用州郡推荐，一律采取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从而使得社会各阶层均有机会向上层流动，并汇聚于皇权之下，“寒窗苦读十余载，一朝登科状元郎”成为无数读书人的夙愿。据史料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缀行而出时，非常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自此以后，科举制成为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士大夫们也都以“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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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暂的隋末之乱后，中国迎来了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盛唐。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代圣主明君，目睹了隋亡悲歌，秉政后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开疆拓土，国力强盛，由此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贞观之治”已成为封建时代理想社会的代名词。唐太宗所开创的大唐盛世，还得到了周边其他民族的倾慕。尤其是常年雄踞漠北的北方少数民族，他们为了表示对唐太宗的拥戴，纷纷尊称其为“天可汗”。此后，“天可汗”成为各民族对中原皇帝的尊称。“贞观之治”无疑为盛唐之世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的“武周之治”与“开元盛世”则将盛唐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
▲ 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描绘的是唐朝鸿胪寺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景，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中唐以后，儒教、道教和释教(即佛教)逐渐融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在社会教化方面，三教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局面的产生，无疑也引发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异化。韩愈以维护“仁义之道”(先王之道、圣人之道)与传统文化价值观为核心，对佛教采取较为排斥的态度。在韩愈看来，人世间存在道统，即天道、地道、人道，贯通于天地人之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由“道”所主宰，这个“道”是超越时空的精神产物；所谓圣人，应当将法天应道与崇尚自然的法天思想，以及尽人道、行仁义的济世思想统合起来。由此可见，韩愈已初步从宗教异化的天命神权观，过渡到以道德法则为中心的客体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色彩。柳宗元则提出“受命于生人(民)之意”，说的是王朝的建立要符合人民生存的意愿。他强调，历史的发展存在必然的规律，这是“势”而不是“神”的意志，即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本来规律。尽管唐太宗、韩愈、柳宗元等人都从各自的立场阐述了理想社会的主张，但却凸显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重视“民”的重要性。
▲ 韩文公祠
宋代在继承唐代璀璨辉煌的思想文化基础上，开创了新的儒学境界。缘于唐末门阀士族的衰弱消亡以及宋代科举制度的深入改革，加之宋代确立“以文治国”的政治策略，使得宋代士大夫阶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们大多集官僚、學者、文人于一身，极具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因此在理想社会与道德建设方面也颇具新的理念和见解。范仲淹为实现“治平天下”而推行“庆历新政”，张载因“民胞物与”而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王安石以实现“国富民强”而力推“熙宁变法”，朱熹以“三纲五常”重建家庭伦理道德，叶适与陈亮则以“事功之学”强调实践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可以说，唐宋的盛世之治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巅峰，是封建时代君王理想社会的实践典范。, http://www.100md.com(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