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亘千年的小康之梦(4)
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潮
经历元代大一统帝国短暂统治后，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可谓是“君王仁政”的盛世绝响。今天在南京明孝陵内，人们依旧可以看见“治隆唐宋”的碑刻。这是清代康熙皇帝南巡，祭拜朱元璋王陵后所留下的墨宝。可以想见，康熙皇帝在歌颂明初“洪武之治”与“永乐盛世”的同时，内心也一定在憧憬其所开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毋庸置疑，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确实出现过不少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文化兴隆的历史最好时期，人们往往称之为“盛世”。最为著名的四朝盛世莫过于西汉的“文景盛世”、初唐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明初的“永宣盛世”与清代的“康乾盛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盛世局面与“尧舜之治”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封建君王所推崇的理想社会的实践。
然而15世纪以后，在世界的另一端，欧洲人开始摆脱黑暗的中世纪，迎接着文艺复兴的曙光。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以及工业革命的兴起，世界正在悄然发生着新的变化。此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依循着封建君权思想的落日余晖持续滑行。当然，也有一些敏锐洞察天下大势、被朝廷视为“离经叛道”的士大夫们，开始寻求新的社会理想，最具代表的首推王阳明。王阳明是中国思想史上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主张极为丰富，涵盖政治、哲学、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在继承儒学思想的基础上，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主张。在社会治理方面，王阳明不再崇信“圣王”之说，认为圣人不是生知，不是先知，亦不是无所不知。圣人与凡人一样，并不具有全知全能的天赋。他进一步指出，不论贫富贵贱、贤愚不肖，只要致良知，均可称之为圣人。王阳明胸怀天下，颇具忧患意识，他力图将颓废的明王朝恢复到“仁厚”之世，而至于“三代王道之治世”，最终达到至善、自由、平等、幸福的大同理想社会。李贽在继承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极力批判“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褒奖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其思想比较符合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李贽还以儒学异端自居，批判皇权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主张革故鼎新、人人平等，反对思想禁锢。李贽对儒家所推崇的“道”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率性之真，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也就是说，说话做事要全出于真心，不应有半点虚假与矫情，而且应当推己及人，平等、公正地对待他人。李贽还认为“世上人总无甚差别”，不必迷信“圣人”，对封建社会的“王圣”之说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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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时期批判封建皇权、提倡“民本”主义的学者中，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最具代表性，史称“明清三大家”。经过明亡的惨痛教训，黄宗羲认真总结了历朝历代的历史，最终发现天下祸乱不断的根本在于君主专制制度，为此他写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名著《明夷待访录》。在黄宗羲看来，君权确立后，由“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君王公私不分，天下和百姓都成为他一人一家牟利的工具而已。顾炎武与王夫之也从不同角度提出要限制王权，认为应当将君王置于有利于天下万民的角度。
明代中后期政治腐败、党争不休、宦官弄权、社会动荡，明初所开创的盛世尊严已经荡然无存，明王朝的“天命”地位由此动摇。在此情况下，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异端”士大夫阶层，在猛烈批判晚明君主专制下的理想社会之时，已经在重新思索君臣与君民之间的关系，并对延续数千年的儒家正统忠君思想展开了无情而尖锐的批判。令人扼腕的是，在清代“文字狱”与封建集权的高压统治下，中国人的思想火花就此禁锢，封建时代所尊崇的“圣君王道”理想注定被历史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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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孜孜以求的“民族复兴”梦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叩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中华民族就此进入百年屈辱的时代。在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与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将旧式农民起义推向了最后的巅峰。
▲ 王阳明画像和《王文成公全书》书影
▲ 南京瞻园中的太平天国历史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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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试期间，偶然接触到了传教士梁发所撰写的《劝世良言》一书。他对书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善良的天国世界心驰向往，开始皈依上帝，并创立拜上帝会。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部分教义，开始向贫困的农民阐发“人人平等”以及“均贫富”的思想。不久，他又邀集乡黎发动了金田起义，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拉开帷幕。太平军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攻克南京，并正式定都于此，改名“天京”，由此形成了与清王朝划江对峙的局面。太平天国建立后，洪秀全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一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改革方案，其核心内容在于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并逐步构建起“兵农合一”的理想社会蓝图。可以说，这一纲领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代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所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充分表达了农民群众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大胆否定的革命精神。然而，这一绝对平均主义理想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已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的制度与文明，冀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从而摆脱民族危亡的境地。洪仁轩的《资政新篇》较早提出应效仿西方，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此后，以胡礼垣、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谭云山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中国内忧外患不断的社会环境中，融合中国传统社会学说与西方社会学说，形成了自成一家的“大同学说”体系。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通过编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认为唯有变法方能徐图自强。他在糅合了封建儒道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创作了《大同书》，并提出了“三世说”。在康有为看来，当时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升平世”的阶段，但也仅仅是这个阶段而已。比这个阶段更高的还有“太平世”。康有为根据《礼记》中的“大同”思想，加之西方社会改良的举措以及个人主张写成此书，此书的内容充满着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带有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質。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也深受“大同”理想的影响。“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经常题写的词句，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训词则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是紧密联系的。孙中山在北伐前夕，总结其思想时指出：“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分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百拇医药(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