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四行仓库保卫战(2)
9月中旬，日军增援的兵力以及弹药补给陆续抵达上海近郊，外围第一道防线十分吃紧，淞沪会战遂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内，中国军队虽然也曾发起反击与猛攻，但总体上处于“敌攻我守”的态势。9月下旬，日军在飞机、大炮以及坦克等重型武器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发起全线进攻。奋力抵抗两个星期后，防线终被日军突破，中国军队被迫退守蕰藻浜南岸第二线阵地，并开展防御作战。
10月初，中日两军在上海市区的闸北一带展开激战。10月24日，中国守军在日军强大炮火的猛烈攻击下苦战数日，终因大部分阵地被毁，被迫放弃大场。日军遂由大场突进，直插闸北守军防线。10月26日，鉴于形势危急，中国军队被迫全线后撤。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西北堍(今上海市静安区光复路)，是一座建于1932年的混凝土式仓储建筑。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滩声名鹊起的“北四行”，即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共同组建储蓄会，并出资兴建这一仓库，民间称之为“四行仓库”。除了位于西侧的主体建筑外，其东侧还有1931年由大陆银行出资兴建的仓库，两者共同构筑起四行仓库建筑群。整个建筑群高25米，楼高约5层，占地面积达11984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是当时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建筑物。四行仓库的建造，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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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四行仓库保卫战在此打响。当时，四行仓库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其西面和北面均被日本军队所占据，东面是公共租界，南面紧邻苏州河。10月中旬，苏州河北的大部分中国守军已陆续向南撤离，四行仓库实际处于孤军坚守的窘境，形势极为不利。缘于四行仓库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因此河两岸显现出巨大的反差。一面是被日軍摧毁、几近焦土的闸北，一面则是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的租界。这里就如同一个露天剧场，四行仓库则位于舞台中央，正上演着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剧。仅一河之隔的南岸，上海市民及外国人士正沿河观看一场全球瞩目的战争直播。缘于此，四行仓库保卫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四行仓库作为据守的阵地呢？原来10月26日，中国守军在闸北一带抗敌日蹙维艰，日军已突破中国守军在大场一带的防线。当时，负责防守闸北一带的部队是孙元良统率的第88师。囿于战事逐步恶化，第88师司令部在此前已转移了4次，10月下旬第5次转移到四行仓库。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观察地形后认为，四行仓库侧后不足200米有两个巨型煤气罐，内储30万立方米煤气。倘若日本空军投弹稍有偏差，煤气库即会发生大爆炸。况且，四行仓库东侧是西藏北路与沿河的苏州路，均属公共租界范围，泥城桥和西藏北路又由美英联军和万国商团负责守卫。日军忌惮英美联军，恐投鼠忌器，遂不敢在此发动强攻。经过慎重考虑，守军一致认为将四行仓库作为兵团司令部是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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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命令闸北区内的中国军队尽数撤出，重点防卫上海西郊。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同时也基于国际外交的考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命令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顾祝同，由精锐的第88师单独负责留守。此举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拖延日军在上海的进攻速度；二是向租界内的英美各国表明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上的坚决态度。遵照命令，第88师务必坚守至11月6日以后。因为从11月3日开始，英美法诸国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11月6日是与会国签署联合声明的日子。国民政府始终抱有幻想，寄望在“九国公约”会议上，能够争取英、美、法等列强谴责并制裁日本，以此“伸张正义”。
从内心来说，顾祝同并不愿意由第88师留守闸北，因为他本人担任过第2师，也就是整编前第88师的指挥官，对这支军队颇有感情。他深知留守闸北意味着什么，犹豫再三，顾祝同决定询问第88师师长孙元良的意见。在孙元良的建议下，基于政治与军事的双重考虑，决定留守闸北的人数宜少不宜多，不应做无谓的牺牲。经过多方权衡后，顾祝同最终同意由第88师留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抵抗日军进攻。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接到命令后，决定以师部驻地四行仓库为据点，与来犯的日军展开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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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领导524团的是黄永维。岂料，黄永维在一线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被送入后方医院实施抢救。因此，原本担任第262旅参谋主任的谢晋元继任其职。就在全军即将撤往沪西的前夕，孙元良接见了谢晋元，嘱咐他一定要死守四行仓库。10月27日，主力部队按照部署开始马不停蹄地西撤至沪西一带，只有524团留了下来。当晚，分散于各处的连队也按照命令向四行仓库一带集结。直到10月28日上午9时许，524团分散各处的官兵才完成集结。当524团留守人员齐聚四行仓库时，谢晋元面对即将赴死的弟兄们慷慨陈词：“本军所奉的命令就是要死守四行仓库，与最后阵地共存亡。所以，这个四行仓库就是我们四百多人的坟墓，我们全都要战死在这里。我们中间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要坚守阵地，和敌人血拼到底!”尽管战士们深知艰险，但是面对凶悍的敌人，依旧抱着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心愿，决意与敌人血战到底。
为了有效地迷惑敌军，中国守军对外通信使用的是524团番号。事实上，524团最初的确有800余人，但是经过淞沪会战的消耗后，参与坚守四行仓库的官兵不足500人，仅有一个营的兵力。奉命据守并负责掩护主力部队西撤的谢晋元带领官兵，在四行仓库奋勇杀敌，打退日军数次猖狂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0月27日上午7时，日军第三师团开进上海市区。下午1时许，日军先遣部队抵达四行仓库附近。大约下午2时许，中国守军第三连排长尹求成率领一队侦察兵与50名日军发生遭遇战。之后不久，大约一个连兵力的日军从西侧发动进攻。很快，约70名日军进入仓库西南墙根与守军展开火拼。守军便爬上楼顶，向日军投掷手榴弹等，炸死日军7人，炸伤约30余人。在第一波攻击失败后，日军向西部储有燃料及木材的仓库纵火，大约5时许，火被迅速扑灭，气急败坏的日军又开始在闸北等处抢掠纵火。, 百拇医药(董强)
10月初，中日两军在上海市区的闸北一带展开激战。10月24日，中国守军在日军强大炮火的猛烈攻击下苦战数日，终因大部分阵地被毁，被迫放弃大场。日军遂由大场突进，直插闸北守军防线。10月26日，鉴于形势危急，中国军队被迫全线后撤。
为何选择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西北堍(今上海市静安区光复路)，是一座建于1932年的混凝土式仓储建筑。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滩声名鹊起的“北四行”，即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共同组建储蓄会，并出资兴建这一仓库，民间称之为“四行仓库”。除了位于西侧的主体建筑外，其东侧还有1931年由大陆银行出资兴建的仓库，两者共同构筑起四行仓库建筑群。整个建筑群高25米，楼高约5层，占地面积达11984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是当时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建筑物。四行仓库的建造，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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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四行仓库保卫战在此打响。当时，四行仓库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其西面和北面均被日本军队所占据，东面是公共租界，南面紧邻苏州河。10月中旬，苏州河北的大部分中国守军已陆续向南撤离，四行仓库实际处于孤军坚守的窘境，形势极为不利。缘于四行仓库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因此河两岸显现出巨大的反差。一面是被日軍摧毁、几近焦土的闸北，一面则是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的租界。这里就如同一个露天剧场，四行仓库则位于舞台中央，正上演着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剧。仅一河之隔的南岸，上海市民及外国人士正沿河观看一场全球瞩目的战争直播。缘于此，四行仓库保卫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四行仓库作为据守的阵地呢？原来10月26日，中国守军在闸北一带抗敌日蹙维艰，日军已突破中国守军在大场一带的防线。当时，负责防守闸北一带的部队是孙元良统率的第88师。囿于战事逐步恶化，第88师司令部在此前已转移了4次，10月下旬第5次转移到四行仓库。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观察地形后认为，四行仓库侧后不足200米有两个巨型煤气罐，内储30万立方米煤气。倘若日本空军投弹稍有偏差，煤气库即会发生大爆炸。况且，四行仓库东侧是西藏北路与沿河的苏州路，均属公共租界范围，泥城桥和西藏北路又由美英联军和万国商团负责守卫。日军忌惮英美联军，恐投鼠忌器，遂不敢在此发动强攻。经过慎重考虑，守军一致认为将四行仓库作为兵团司令部是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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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坚守四行仓库
此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命令闸北区内的中国军队尽数撤出，重点防卫上海西郊。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同时也基于国际外交的考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命令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顾祝同，由精锐的第88师单独负责留守。此举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拖延日军在上海的进攻速度；二是向租界内的英美各国表明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上的坚决态度。遵照命令，第88师务必坚守至11月6日以后。因为从11月3日开始，英美法诸国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11月6日是与会国签署联合声明的日子。国民政府始终抱有幻想，寄望在“九国公约”会议上，能够争取英、美、法等列强谴责并制裁日本，以此“伸张正义”。
从内心来说，顾祝同并不愿意由第88师留守闸北，因为他本人担任过第2师，也就是整编前第88师的指挥官，对这支军队颇有感情。他深知留守闸北意味着什么，犹豫再三，顾祝同决定询问第88师师长孙元良的意见。在孙元良的建议下，基于政治与军事的双重考虑，决定留守闸北的人数宜少不宜多，不应做无谓的牺牲。经过多方权衡后，顾祝同最终同意由第88师留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抵抗日军进攻。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接到命令后，决定以师部驻地四行仓库为据点，与来犯的日军展开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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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领导524团的是黄永维。岂料，黄永维在一线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被送入后方医院实施抢救。因此，原本担任第262旅参谋主任的谢晋元继任其职。就在全军即将撤往沪西的前夕，孙元良接见了谢晋元，嘱咐他一定要死守四行仓库。10月27日，主力部队按照部署开始马不停蹄地西撤至沪西一带，只有524团留了下来。当晚，分散于各处的连队也按照命令向四行仓库一带集结。直到10月28日上午9时许，524团分散各处的官兵才完成集结。当524团留守人员齐聚四行仓库时，谢晋元面对即将赴死的弟兄们慷慨陈词：“本军所奉的命令就是要死守四行仓库，与最后阵地共存亡。所以，这个四行仓库就是我们四百多人的坟墓，我们全都要战死在这里。我们中间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要坚守阵地，和敌人血拼到底!”尽管战士们深知艰险，但是面对凶悍的敌人，依旧抱着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心愿，决意与敌人血战到底。
为了有效地迷惑敌军，中国守军对外通信使用的是524团番号。事实上，524团最初的确有800余人，但是经过淞沪会战的消耗后，参与坚守四行仓库的官兵不足500人，仅有一个营的兵力。奉命据守并负责掩护主力部队西撤的谢晋元带领官兵，在四行仓库奋勇杀敌，打退日军数次猖狂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血战“四行”
10月27日上午7时，日军第三师团开进上海市区。下午1时许，日军先遣部队抵达四行仓库附近。大约下午2时许，中国守军第三连排长尹求成率领一队侦察兵与50名日军发生遭遇战。之后不久，大约一个连兵力的日军从西侧发动进攻。很快，约70名日军进入仓库西南墙根与守军展开火拼。守军便爬上楼顶，向日军投掷手榴弹等，炸死日军7人，炸伤约30余人。在第一波攻击失败后，日军向西部储有燃料及木材的仓库纵火，大约5时许，火被迅速扑灭，气急败坏的日军又开始在闸北等处抢掠纵火。, 百拇医药(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