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的秘辛往事(3)
南迁之争及筹备南迁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旋即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平津局势岌岌可危。眼看局势紧张，故宫博物院遂未雨绸缪，特择院藏精华文物装箱储置，为文物播迁避难预作准备。北平(北京)是著名的文化古都，历史遗迹及珍宝文物众多，倘若处置不当，随时都有被日军劫掠的风险。因此，社会各界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前途及北平文物的安全都甚为忧心。
在此影响下，文化界人士形成两种主张：一是力主古物南迁，以保全文脉；二是反对南迁，主张应在国际社会的声援下，在北平设立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料想日本人也不敢违反国际公法践踏文物。当时，两种观点甚嚣尘上，双方各执一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与北平工务局长汪申，均主张文物南迁。但是为了社会安定起见，他们以故宫修建库房为名，秘密集中精品文物装箱封存，不敢对外明说南迁之事。
相较之下，马衡、徐炳旭等学者则主张不可南迁。为此，他们不断上书国民政府，请求“撤出北平军备，使其成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期望日军不会对北平动武，希望北平古建和古物能够得以侥幸保存。以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为首的一些学者，一开始就极力反对文物南迁，他们认为大敌当前，古物运出北平，会动摇民心，引起社会不安。呼吁政府应以保卫国土为重，以安定民心为重，停止古物南迁，不应对敌处处采取妥协与退让之态度，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绝不能轻易他迁，以免散失。随后，周肇祥等人在中南海成立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通电全国反对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并公开表示将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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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华北局势陡然紧张，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昭然若揭。1933年，國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1935年，日方以备忘录形式，何应钦以承诺通知书的方式达成了秘密的“何梅协定”。按照协定要求，除罢免主张抗日的军政人员之外，中国军队需从河北一带尽数撤出，并禁止一切抗日活动。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在此危急情势下，故宫博物院加紧做好文物南迁的准备，“故宫开始文物南迁的筹办工作，经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国民政府同意，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最后决定南迁上海储存”。
1933年，第一批国宝文物在紫禁城装箱上车
故宫博物院秘书处和总务处牵头负责装箱南运的准备和协调工作，三大馆(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则分别负责本馆精品文物的萃选与装箱。当时，故宫博物院对于文物南迁的总体原则是选取文物中的精品优先安排南迁。具体而言，就是先将三大馆各陈列室的陈列展品，经过细致挑选，认定为精品中的珍品，优先装箱南运。然后，各馆再从各自库房中选取精华装箱。为了确保文物在南迁运输途中的安全，从1932年秋季开始，故宫博物院就聘请北平经验丰富的古董商人以及技工协助打包装箱。逢此国家危难之际，所有参与者都抛去个人私念，尽心竭力、小心翼翼地将国宝打包装箱，并反复查验，颇为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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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北平历史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文化单位也都陆续收到了政府的南迁指示，要求将精品文物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同装箱南运。故宫博物院因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密切，对南迁工作不遗余力，而古物陈列所因大多为清室遗老遗少，对南迁一事颇有抵触，行动十分迟缓。庆幸的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故宫博物院内大部分精品文物已尽数南迁，留守在故宫博物院内的精品文物也幸免于战火，由此避免了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的浩劫。
1933年1月，日军进逼山海关一带，平津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遂紧急邀集有关人员商讨对策，决定文物即刻南迁。1月31日晚，故宫博物院着手将首批文物南迁，但迫于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等人的阻扰，直至2月7日，首批共计2118箱的文物才得以成行。不久，古物陈列所的文物也开始随故宫博物院第二批文物同时起运，先后运出4批，“1932年至1933年间，古物陈列所迁徙了包括书画、玉器、陶瓷、古籍、珍玩等共计111549件，南迁花费的各种费用(装箱、搬运、晾晒古物)共计110045.12元，是古物陈列所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专项支出”。北平历史博物馆、颐和园等文化单位的精品文物也相继与故宫博物院文物一同南运。此外，随行迁运的古物还包括中央研究院、内政部、国子监、先农坛等单位的文物，共计6194箱又8包。据统计，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多达13427箱又64包。这些南迁的文物共分为五批南下，5月23日悉数抵达上海，并在上海暂时存放，待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朝天宫库房竣工后，才又迁至南京存放。1934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故宫博物院及其理事会隶属行政院管辖；同时，本院设总务处及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原设驻京(南京)和驻沪二办事处，一因在京接洽公务，一因在沪保管文物，均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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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安全无小事
1934年5月，马衡接替易培基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要负责清查存放在上海及遗留在北平的文物。1935年，故宫博物院受邀以存沪文物精品，前往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获得热烈反响。同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瑞典斯文赫定率领的西北考察团在新疆罗布泊考古发掘的古物。1936年12月，南京分院朝天宫库房建设完成，南迁文物遂由上海转运南京，入库存置。好景不长，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从海上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旋即爆发。8月15日，日军飞机开始频繁轰炸南京，局势愈发不利，在建的中央博物院也被迫停工，稍事安顿下来的南迁文物再度陷入战火之中。在此危难之际，国宝不得不再度转移。
与文物南迁不同，此次西迁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简陋的运输条件。西迁之路，不仅要翻山越岭，而且还要时常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与敌人的尾随追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深知文物西迁使命重大，所以他早就做好了相关安排。为了能够把这些珍贵的文物尽快打包运走，当时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的所有人员纷纷投入到这项紧张的工作之中。尽管不少人因易培基案蒙冤下狱，但他们还是主动请缨，挺身而出，承担了繁重的打包装箱工作。, 百拇医药(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