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离乡 出国，我的学费和机票弄得我家家徒四壁，母亲蹬着脚踏车借光了所有熟识的面孔，终于塞满我的皮箱。担心行李超重会被罚款的母亲，吆喝着一家人扛着我的行李去街道居委会过磅秤，横称竖称总是超重两公斤，母亲让我开箱捡几样卸重，我咬着牙捡出浓缩了我二十年来笑脸的旧相簿，又捡出最上层一个土头土脑的蓝色印花布袋，再称，总算和规定重量不差多少了，母亲却说:“罚便罚吧，带上这秤你饿不着肚皮。”母亲不理会我是否乐意，硬把那只又长又难看的蓝花布袋放进了我的皮箱。

    花布袋里是一把秤，是外婆乡间几代开中药铺的黎家专门称药材的一把老药秤。

    我的家乡出国的人不多。对照着某本出国指南给我打点行装的母亲，不知何故固执地认为我学会炸油条、蒸小笼包或是熬鱼子粥会在日本活得方便些，从我拿到留学签证开始，母亲便连日领着些油面大腹脾气好的红、白案小城名师傅来我家启导我速成，然而我永远掌握不好明矾面粉白砂糖的比例，常常一失手发出的面，要么硬似橡胶，要么酸如烂梨。屡屡失望的母亲最终觉悟我没有估量明矾分量的那份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