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站在那棵遗世独立的大柏树下，我抬起头往上看：两根硕大的树干并驾齐驱，直直地插向空中，到达十几米处，它们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彼此亲热地向对方靠上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如同两个失散已久的兄弟。再往上看，是茂密的蓬蓬勃勃的枝叶，根本分不清树枝和树叶是从哪根枝干上长出来的，一群群鸟儿在枝叶间飞进飞出，发出唧唧喳喳欢快的叫声。在墨绿的树冠上面，天空高邈，湛蓝，一望无际，飘浮着一朵朵轻盈而素净的白云，仿若盛开在天空的一簇簇白玉兰。接下来，往云朵里看，我便看见了那支不倦的在天上行走的队伍，他们衣着破烂，脚蹬草鞋，身影若隐若现，几乎听得见他们甩动手臂的声音，枪托叮叮当当地敲击水壶的声音，弹袋里可数的几颗子弹在哗啦哗啦晃动中被磨得金光闪闪的声音。

    眼睛一阵灼烫，我知道我在流泪，那是我总也止不住的泪。

    到1975年9月13日的此时此刻，我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从江汉平原、四川盆地往云贵高原走。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我们从夏天起程，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顺走一段，逆走一程。先去了湖北洪湖，然后翻过二郎山，从雅安进入阿坝；再从青草长得比人还高的大草地踅转身子，顺岷江而下，跨过大渡河、金沙江和乌江，沿阶梯般步步登高的山脉进入云遮雾罩的乌蒙山。走到贵州的时候，已是秋风浩荡。眼看就要万木霜天了，进了贵州省城贵阳，几个人累得东倒西歪，人困马乏，都想躺下来美美地睡一觉。

    我是三人中唯一的女性，当然更累，两条腿沉得像深陷在沼泽里。可我不想停下来，还想继续走，往黔东的印江、沿河和四川的酉阳走。我对我的两个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事万钢和何春芳说，你们在贵阳歇几天吧，剩下的几个地方我一个人去。我没有说出的另一句话是，黔东那片偏僻而蛮荒的土地，于公于私，都是我不敢遗忘的地方。我发誓此生必须亲自去寻访，就像有什么东西丢在了那里。

    离开同事，我直奔省府找李葆华。他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儿子，在贵州当省委书记，说起来，我们是心照不宣的老熟人和老朋友了，到了贵州没有理由不见他，何况我还有事要求他。但那一年，跟着小平同志出来“促生产”的这批老干部，被那批热衷于“抓革命”的人揪住不放，日子很不好过。听说北京来人要见他，正在开会的李葆华一脸疑惑地走出来。我像在黑暗中找到了党，开门见山，提出请他从省博物馆派个同志陪我去黔东。他说这事他还能办到。当时正是午餐时间，会开得差不多了，他回去简单做了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