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日，杜聪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专访。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的他，原本是美国华尔街一位出色的银行家。但他却放弃优越的生活，来到中国农村，投身艾滋遗孤的救助公益事业中，陆续在多个省市成立了13个“智行基金会”分社。如今，他已资助了两万多个孤儿，他们有的正在国内外大学深造，有的已经成家立业。他说：“帮助他们其实是我的荣幸，我们是互相成全和成就的。”

    当杜聪回忆起他资助的那些艾滋遗孤的故事，依然会眼泛泪光。他说：“孩子们的生命被雨淋湿了，心真的很痛很痛……”两个半小时的采访，记者从这位慈善家身上看到了一颗谦卑、温柔的心，更愿意把这种情怀解读成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执着。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1982年，14岁的杜聪随父母从香港移居美国。就在那年，杜聪在美国接触到一名艾滋病患者。他叫杰西，大杜聪10岁，是他的英文老师，也是他初到美国时唯一的朋友。当病情曝光后，杰西不仅被学校开除，还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歧视。由于当时没有特效药控制病情，艾滋病在美国民间被冠以“世纪瘟疫”之说，很多人都谈艾色变，艾滋病病人最终都难逃一死，杰西被所有人孤立了，其中也包括杜聪。

    “因为无知和恐惧，我远离了杰西。直到杰西去世，我都没勇气去见他最后一面。后来了解到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我追悔莫及，我辜负了一位好友的情谊。也是这个‘因，才有了后面的‘果。之后，我便开始关注起这个特殊群体，不仅当了防艾宣教义工，也成了不少艾滋病病人的朋友，力所能及地给他们关怀与生活下去的勇气。”杜聪如是说。

    1992年，杜聪在哈佛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在华尔街一家创投银行供职一年后，被纽约雷曼兄弟投资银行高薪聘为副总裁。1995年，杜聪回到香港的兄弟银行工作，经常前往内地出差。1998年7月，杜聪在火车上遇到了一对父女。父亲满身满腿都是疱疹并且溃烂严重，恶臭弥漫了半截车厢，乘客们纷纷躲避。杜聪走过去问这位父亲：“需要我帮忙做点儿什么吗？”他哭道：“你帮不了我。我们村里，很多人都得了这个怪病，然后陆陆续续都死了。但我不甘心啊，孩子妈妈也死于这个病，孩子还那么小，我死了她咋办啊？”

    杜聪怀疑，这个会死的病是艾滋病。他带着父女俩去北京一家大医院检查，果真印证了自己的猜想，这位父亲感染了艾滋病!庆幸的是，女儿文文是健康的。可是，当时国家还没有有效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几天后，文文父亲在医院去世了。临终前，他死死拽着杜聪的手乞求：“好心人啊，我女儿就托付给你了!如果你愿意资助她继续上学，她能考上大学，我死也瞑目了……”

    杜聪握住他的手说：“你放心，我会照顾好文文，让她好好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