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黑求恩”：哪里的生命有需要我就去哪里
丹颜
他说：生命需要我在什么地方，我就在什么地方，责无旁贷。她说：我们两个不分开，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20岁的非洲马里小伙迪亚拉1984年来中国学习西医，误打误撞目睹了中医的神奇之处。从此一发不可收，他用11年时间，从本科攻读到医学博士，成为首位获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人。
在中国，他收获了甜蜜的爱情，和成都女孩儿杨梅喜结连理，有了可爱的混血儿女。20多年来，他作为无国界医生，扎根大山深处，为艾滋病、麻风病人治病发声，还培养了5000多名村医。她带着孩子，千里追随，跟他定居云南，随他翻山越岭，他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面对外界对他“黑求恩”的赞誉，他说，我不是漂洋过海的黑求恩，我是咱们四川成都的女婿。
要么让我学中医，要么让我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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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拉中文极好，甚至四川话、广东话都能自如切换。初次问诊的病人跟他说hello，旁边立即有人笑着补充，“不用，他都听得懂”。患者对他的称呼也五花八门，阿迪、黑医生、迪博士、黑大夫、迪老师……无论哪个，性格随和的迪亚拉都照单全收。
可当有人用带着善意的语气调侃他为黑求恩时，他会收起笑容，肃然起敬，并立即纠正：“白求恩是在最艰难的时期来到中国，这种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精神非常了不起，我比他差远了。”
迪亚拉出生在距离中国一万多公里的非洲马里的一个医学世家，自小成绩优异，父亲是当地某大型医院的院长。1984年，20岁的迪亚拉从马里医学院毕业后，来到中国留学。
起初，他被安排到北京医科大学普外科。学习中，迪亚拉领略到中医的博大精深，决定弃西从中：“要么让我学中医，要么让我退学。”
1986年初，迪亚拉兴致勃勃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一上课，他就傻眼了，老师讲课说的是广东味的普通话，还有的老师直接用粤语授课，迪亚拉听得一头雾水，更不要说那些晦涩拗口的医古文了。第一学期医古文考试，迪亚拉只考了40多分。这对一向被称为“学霸”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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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班上的8名留学生，有6个都受不了退学了，还有一个一年后转学西医，只剩下迪亚拉孤军奋战。为了学好中医，迪亚拉拼了。他用课余时间看古装剧、听古戏、逛博物馆，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去翻字典，《新华字典》《康熙字典》《古汉语字典》都被他翻得掉了页。
1990年夏天，迪亚拉回国过暑假，顺便到师兄的医院坐诊。师兄将一个不停打嗝的孕妇患者带到了迪亚拉面前。迪亚拉在患者手腕的内关穴和脚上的公孙穴进针，几分钟后，患者的症状明显缓解。紧接着，他又在患者背部定喘穴行针，孕妇打嗝的症状完全消失。“太神奇了!”师兄佩服得五体投地。
牛刀小试更坚定了迪亚拉学习中医的决心。本科毕业后，他决定继续留在中国深造。1997年，迪亚拉从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成为世界首位外籍中医博士，一时引起医学界轰动。
毕业后，迪亚拉迫不及待到医院坐诊，然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对面的诊室每天排长龙，迪亚拉这边整整3天没有一个人就诊。但迪亚拉没慌，气定神闲地拿出医学典籍，边读边等。第四天，诊室的门终于被推开了。开门的瞬间，一位女患者惊叫一声，跑了。迪亚拉立即追了出去，见女患者正用四川方言问分诊台医生：“我不是挂的中医吗？怎么里面黑黢黢的？”迪亚拉笑着解释：“我就是中医啊，我给你看病，没有效果，不收一分钱。”几天后，女患者来复诊，这一次，她还带上了自己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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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医11年，迪亚拉对自己的医术早有把握，欠缺的只是一个契机。“你对第一个病人好、处理好了后，会口口相传，后面会有很多零，十、百、千、万的病人会找到你。”渐渐地，成都有个医术高明的黑中医的消息不胫而走。迪亚拉的诊室门口也开始排起长龙。
中医为媒，漂洋过海来爱你
迪亚拉在中国不仅学到了中医的技艺，还收获了一份甜蜜的爱情。在成都读书时，迪亚拉经常和朋友去教堂。在那里，他认识了温柔可爱的当地姑娘杨梅。一群年轻人常聚在一起聊天、喝茶。起初，杨梅对这个说话带点广东口音的黑小伙不太感冒。可缘分就是这样神奇，聚会结束，准备回家时，迪亚拉发现，他和杨梅居然同路。两人骑着自行车，边走边聊，渐渐熟悉起来。
闲聊中，杨梅偶然提到因为经常操作电脑，视力有些下降，热心的迪亚拉主动帮她用针灸治疗，很快遏制了视力下降。渐渐地，杨梅发现，迪亚拉不仅医术了得，还善良正直。一次，在公交车上，迪亚拉看到路边有人抬着一輛自行车，后轮上挂着一把锁，怀疑那人是小偷，硬要下车去追，一旁的杨梅哭笑不得。笑过之后，一种异样的情愫在她心底渐渐滋生。他们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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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拉的婚恋观颇为传统，他希望两个人的结合能得到双方父母的祝福。可这段跨国之恋，遭到了杨梅父母的极力反对。第一次正式登门，迪亚拉按照马里的规矩，直接喊杨梅父母“爸”“妈”，差点儿被扫地出门。
为了得到二老认可，迪亚拉铆足了劲。关键时刻，迪亚拉的中医技艺派上了大用场。有段时间，杨母的肩周炎犯了，不知情的邻居向她推荐了医术不错的洋中医迪亚拉。杨母来到医院，见迪亚拉的诊室门前果然排着长长的队伍。杨母在队伍里，听着大家对迪亚拉的称赞，先前的敌意消了不少。轮到杨母时已是中午11点多，迪亚拉给她看完诊，说：“阿姨您看，我这里的病人多，还要排队，下班后我到家里给您治就好了。”杨母点了点头。
准岳母的工作做通了，迪亚拉趁热打铁，一有时间就和杨梅带着两位老人逛公园、聊天，最终，这份诚意打动了二老。1997年8月2日，迪亚拉租来几十辆成都特色的“火三轮”(人力三轮车)，装饰得喜气洋洋，把杨梅娶回了家。
, 百拇医药 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跨国的差异才真正显现出来。杨梅喜欢做经典川菜回锅肉、鱼香肉丝，迪亚拉每次看到那切得细细薄薄的肉丝肉片总觉得不过瘾，“这么一点点，哪里是吃肉？”几年后，杨梅随他去马里，看到当地人吃着又大又厚的肉片，才恍然大悟。
迪亚拉好客，经常临时起意带好几个朋友来家里吃饭，让毫无准备的杨梅手忙脚乱。杨梅只得提出抗议：“你下次带朋友们过来能不能提前说一声？”迪亚拉听了，一脸无辜地摊手：“阿梅，你这样也太不热情好客了嘛。”
这些小插曲，给他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渐渐地，有客来家，迪亚拉能做几个拿手川菜，杨梅也学会了用咖喱和牛肉做地道的马里菜待客。生活在柴米油盐的细碎与美好中悄然划过。迪亚拉温柔体贴，不乏浪漫，杨梅生日和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总能奉上一份小惊喜。在处理问题上，两人也慢慢达成了默契：家里的小事杨梅说了算，大事迪亚拉做主。迪亚拉笑言，结婚24年，他做主的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做无国界医生，投身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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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底，迪亚拉从医院辞职，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四川和云南的艾滋病、大骨节病、麻风病等防治项目。在云南红河州蒙自县麻风病村，迪亚拉看到一个麻风病人，脚部溃烂，浑身臭味，无人敢靠近。为了遮盖臭味，不让老鼠蟑螂啃自己的脚，她用胶布把伤口裹了一层又一层。迪亚拉蹲下身子，为她解开胶布，清理伤口。在另一个村子，一名艾滋病患者被父亲关进猪圈。迪亚拉知道后，积极给村民普及艾滋病知识。最终，迪亚拉和患者的父亲一起走进猪圈把小伙子带了出来……
太多的病患和苦难让迪亚拉感到责任重大，他把这些见闻讲给杨梅听，同时也告诉她自己的决定：留在这里，做更多的事。
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迪亚拉的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父亲曾教育他：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行善，而你又不去做，那就是罪。面对丈夫的决定，杨梅告诉他，“不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跟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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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杨梅带着两岁多的儿子，从成都来到偏远的云南蒙自定居。做决定容易，真正过起日子来，杨梅才知道有多难。山里条件太差，生活种种不易，丈夫投入到工作中，家里全靠她一人打理。一天深夜，迪亚拉领回一个面容扭曲的孩子。那是一个患有麻风病的男孩，面部严重溃烂，没有鼻子和上腭。开门那一瞬，杨梅吓得心怦怦直跳，儿子更是大哭不止。男孩走后，一向温和的杨梅有些生气。她不明白，医生做足本分工作就可以了，有必要这样吗？
这之后不久，迪亚拉带杨梅参加一个学生的婚礼。山里的卫生条件太差了，到处是苍蝇，稍不留意，饭碗上就会停满苍蝇。学生把迪亚拉奉为上宾，给他递上一碗黑黢黢泛着油光的肥肉。迪亚拉端起来，大口大口吃得特别香。杨梅惊呆了，悄悄问他：“这么些肥肉，你怎么吃得下去？”迪亚拉笑着回答：“你看这对新人笑得多开心啊，他们把我们当作最尊贵的客人，这份心意，我不能辜负。”那一刻，她被深深感动了。
杨梅开始想着帮迪亚拉做点什么，她带儿子陪他一起上山。车子坏了，他们就下车一起推;林密无路可走，他们就下车，边走边开路。在麻风村，病人们看到迪亚拉的儿子，激动不已。一位病人告诉他们，自己从18岁生病上山到现在60多岁，再也没有见过孩子，那一天是他几十年来最开心的一天。杨梅牵着儿子的小手，远远看着迪亚拉和同事们忙前忙后。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杨梅忽然发觉，迪亚拉的选择是对的，这份职业神圣而光荣。就这样，杨梅随迪亚拉一路走着、看着、感动着，她越来越理解丈夫，将起初的埋怨化为满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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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迪亚拉不断往返云南、青海、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地，培训了5000多名村医。每次培训，迪亚拉都包揽了他们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毕业之后还要送他们3大件—听诊器、血压表、体温表。他为学员们建食堂、盖厕所、挖水井、建卫生室……把能想到的都做了。
在他的努力下，红河6个老少边穷县，90%的村委会都有了自己的乡村医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迪亚拉“黑求恩”的名号渐渐流传开来。迪亚拉说，“我能有今天，最感谢的人是妻子杨梅，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我虽然算不上成功，但她绝对是一个好妻子。”
这些年，迪亚拉投身公益，几乎没有收入，还经常自掏腰包，家里全靠杨梅撑着。最窘迫的时候，家里只剩下50元现金。杨梅的鞋子坏了，想买一双都舍不得。一位朋友知道后，给他们送来500元，钱还没到杨梅手里，就被迪亚拉拿去给一对贫困母子买了被子和衣物。剩下200元，杨梅给儿子买了点奶粉，最后剩下十几元只够买一双拖鞋了。杨梅说，比起那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们，我已经很知足了。那对盖上被子的母子，那个夜晚一定做了一个好梦。乡间行走这些年，迪亚拉让她懂得了感恩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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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亞拉长期在外，极少能照顾家庭。2003年，他和杨梅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3天，就患上风疹，当时迪亚拉正在乡间奔波，等他知道消息赶回家，已经太迟了，孩子最终没能抢救过来。那是他最深的痛，山里医疗条件太差，连自己的儿子生病都来不及医治。这痛苦，也让迪亚拉更加坚定了扎根西南山区的决心。
来中国37年，迪亚拉错过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1998年，在武汉抗洪前线，迪亚拉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他选择留在堤坝上。他说：“如果我离开，就是一名逃兵，将来没有脸见天国的母亲。”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他正带着8名志愿者在去往麻风村的路上。
儿子从小看爸爸这么忙，生气的时候曾和爸爸说长大后不要当医生，迪亚拉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当医生确实很累、很苦，但你要知道，医生做的事可能会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落，乃至一个社会。”这些话，儿子听进去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心理医生，作为联合国志愿者，前往苏丹、肯尼亚难民营提供支援，这让迪亚拉无比欣慰。
现在的迪亚拉每月有一半的时间在云南培训、义诊，另外一半时间回到成都工作，杨梅和女儿则留在昆明。一家人分隔两地，但无论多忙，每天都会视频。
迪亚拉家里珍藏着一顶帽子，那是他去青海玉树义诊时一位村民送给他的。这顶帽子是对他的激励，“每一个医生都肩负着救死扶伤的责任，不分国籍、民族和职位，哪里的生命有需要你就应该去哪里。”杨梅也计划着，等女儿长大一些，还陪他一起上山培训，去村里义诊，“我们两个不分开，他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百拇医药
他说：生命需要我在什么地方，我就在什么地方，责无旁贷。她说：我们两个不分开，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20岁的非洲马里小伙迪亚拉1984年来中国学习西医，误打误撞目睹了中医的神奇之处。从此一发不可收，他用11年时间，从本科攻读到医学博士，成为首位获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人。
在中国，他收获了甜蜜的爱情，和成都女孩儿杨梅喜结连理，有了可爱的混血儿女。20多年来，他作为无国界医生，扎根大山深处，为艾滋病、麻风病人治病发声，还培养了5000多名村医。她带着孩子，千里追随，跟他定居云南，随他翻山越岭，他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面对外界对他“黑求恩”的赞誉，他说，我不是漂洋过海的黑求恩，我是咱们四川成都的女婿。
要么让我学中医，要么让我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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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拉中文极好，甚至四川话、广东话都能自如切换。初次问诊的病人跟他说hello，旁边立即有人笑着补充，“不用，他都听得懂”。患者对他的称呼也五花八门，阿迪、黑医生、迪博士、黑大夫、迪老师……无论哪个，性格随和的迪亚拉都照单全收。
可当有人用带着善意的语气调侃他为黑求恩时，他会收起笑容，肃然起敬，并立即纠正：“白求恩是在最艰难的时期来到中国，这种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精神非常了不起，我比他差远了。”
迪亚拉出生在距离中国一万多公里的非洲马里的一个医学世家，自小成绩优异，父亲是当地某大型医院的院长。1984年，20岁的迪亚拉从马里医学院毕业后，来到中国留学。
起初，他被安排到北京医科大学普外科。学习中，迪亚拉领略到中医的博大精深，决定弃西从中：“要么让我学中医，要么让我退学。”
1986年初，迪亚拉兴致勃勃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一上课，他就傻眼了，老师讲课说的是广东味的普通话，还有的老师直接用粤语授课，迪亚拉听得一头雾水，更不要说那些晦涩拗口的医古文了。第一学期医古文考试，迪亚拉只考了40多分。这对一向被称为“学霸”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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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班上的8名留学生，有6个都受不了退学了，还有一个一年后转学西医，只剩下迪亚拉孤军奋战。为了学好中医，迪亚拉拼了。他用课余时间看古装剧、听古戏、逛博物馆，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去翻字典，《新华字典》《康熙字典》《古汉语字典》都被他翻得掉了页。
1990年夏天，迪亚拉回国过暑假，顺便到师兄的医院坐诊。师兄将一个不停打嗝的孕妇患者带到了迪亚拉面前。迪亚拉在患者手腕的内关穴和脚上的公孙穴进针，几分钟后，患者的症状明显缓解。紧接着，他又在患者背部定喘穴行针，孕妇打嗝的症状完全消失。“太神奇了!”师兄佩服得五体投地。
牛刀小试更坚定了迪亚拉学习中医的决心。本科毕业后，他决定继续留在中国深造。1997年，迪亚拉从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成为世界首位外籍中医博士，一时引起医学界轰动。
毕业后，迪亚拉迫不及待到医院坐诊，然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对面的诊室每天排长龙，迪亚拉这边整整3天没有一个人就诊。但迪亚拉没慌，气定神闲地拿出医学典籍，边读边等。第四天，诊室的门终于被推开了。开门的瞬间，一位女患者惊叫一声，跑了。迪亚拉立即追了出去，见女患者正用四川方言问分诊台医生：“我不是挂的中医吗？怎么里面黑黢黢的？”迪亚拉笑着解释：“我就是中医啊，我给你看病，没有效果，不收一分钱。”几天后，女患者来复诊，这一次，她还带上了自己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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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拉在中国不仅学到了中医的技艺，还收获了一份甜蜜的爱情。在成都读书时，迪亚拉经常和朋友去教堂。在那里，他认识了温柔可爱的当地姑娘杨梅。一群年轻人常聚在一起聊天、喝茶。起初，杨梅对这个说话带点广东口音的黑小伙不太感冒。可缘分就是这样神奇，聚会结束，准备回家时，迪亚拉发现，他和杨梅居然同路。两人骑着自行车，边走边聊，渐渐熟悉起来。
闲聊中，杨梅偶然提到因为经常操作电脑，视力有些下降，热心的迪亚拉主动帮她用针灸治疗，很快遏制了视力下降。渐渐地，杨梅发现，迪亚拉不仅医术了得，还善良正直。一次，在公交车上，迪亚拉看到路边有人抬着一輛自行车，后轮上挂着一把锁，怀疑那人是小偷，硬要下车去追，一旁的杨梅哭笑不得。笑过之后，一种异样的情愫在她心底渐渐滋生。他们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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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拉的婚恋观颇为传统，他希望两个人的结合能得到双方父母的祝福。可这段跨国之恋，遭到了杨梅父母的极力反对。第一次正式登门，迪亚拉按照马里的规矩，直接喊杨梅父母“爸”“妈”，差点儿被扫地出门。
为了得到二老认可，迪亚拉铆足了劲。关键时刻，迪亚拉的中医技艺派上了大用场。有段时间，杨母的肩周炎犯了，不知情的邻居向她推荐了医术不错的洋中医迪亚拉。杨母来到医院，见迪亚拉的诊室门前果然排着长长的队伍。杨母在队伍里，听着大家对迪亚拉的称赞，先前的敌意消了不少。轮到杨母时已是中午11点多，迪亚拉给她看完诊，说：“阿姨您看，我这里的病人多，还要排队，下班后我到家里给您治就好了。”杨母点了点头。
准岳母的工作做通了，迪亚拉趁热打铁，一有时间就和杨梅带着两位老人逛公园、聊天，最终，这份诚意打动了二老。1997年8月2日，迪亚拉租来几十辆成都特色的“火三轮”(人力三轮车)，装饰得喜气洋洋，把杨梅娶回了家。
, 百拇医药 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跨国的差异才真正显现出来。杨梅喜欢做经典川菜回锅肉、鱼香肉丝，迪亚拉每次看到那切得细细薄薄的肉丝肉片总觉得不过瘾，“这么一点点，哪里是吃肉？”几年后，杨梅随他去马里，看到当地人吃着又大又厚的肉片，才恍然大悟。
迪亚拉好客，经常临时起意带好几个朋友来家里吃饭，让毫无准备的杨梅手忙脚乱。杨梅只得提出抗议：“你下次带朋友们过来能不能提前说一声？”迪亚拉听了，一脸无辜地摊手：“阿梅，你这样也太不热情好客了嘛。”
这些小插曲，给他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渐渐地，有客来家，迪亚拉能做几个拿手川菜，杨梅也学会了用咖喱和牛肉做地道的马里菜待客。生活在柴米油盐的细碎与美好中悄然划过。迪亚拉温柔体贴，不乏浪漫，杨梅生日和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总能奉上一份小惊喜。在处理问题上，两人也慢慢达成了默契：家里的小事杨梅说了算，大事迪亚拉做主。迪亚拉笑言，结婚24年，他做主的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做无国界医生，投身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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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病患和苦难让迪亚拉感到责任重大，他把这些见闻讲给杨梅听，同时也告诉她自己的决定：留在这里，做更多的事。
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迪亚拉的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父亲曾教育他：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行善，而你又不去做，那就是罪。面对丈夫的决定，杨梅告诉他，“不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跟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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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杨梅带着两岁多的儿子，从成都来到偏远的云南蒙自定居。做决定容易，真正过起日子来，杨梅才知道有多难。山里条件太差，生活种种不易，丈夫投入到工作中，家里全靠她一人打理。一天深夜，迪亚拉领回一个面容扭曲的孩子。那是一个患有麻风病的男孩，面部严重溃烂，没有鼻子和上腭。开门那一瞬，杨梅吓得心怦怦直跳，儿子更是大哭不止。男孩走后，一向温和的杨梅有些生气。她不明白，医生做足本分工作就可以了，有必要这样吗？
这之后不久，迪亚拉带杨梅参加一个学生的婚礼。山里的卫生条件太差了，到处是苍蝇，稍不留意，饭碗上就会停满苍蝇。学生把迪亚拉奉为上宾，给他递上一碗黑黢黢泛着油光的肥肉。迪亚拉端起来，大口大口吃得特别香。杨梅惊呆了，悄悄问他：“这么些肥肉，你怎么吃得下去？”迪亚拉笑着回答：“你看这对新人笑得多开心啊，他们把我们当作最尊贵的客人，这份心意，我不能辜负。”那一刻，她被深深感动了。
杨梅开始想着帮迪亚拉做点什么，她带儿子陪他一起上山。车子坏了，他们就下车一起推;林密无路可走，他们就下车，边走边开路。在麻风村，病人们看到迪亚拉的儿子，激动不已。一位病人告诉他们，自己从18岁生病上山到现在60多岁，再也没有见过孩子，那一天是他几十年来最开心的一天。杨梅牵着儿子的小手，远远看着迪亚拉和同事们忙前忙后。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杨梅忽然发觉，迪亚拉的选择是对的，这份职业神圣而光荣。就这样，杨梅随迪亚拉一路走着、看着、感动着，她越来越理解丈夫，将起初的埋怨化为满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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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努力下，红河6个老少边穷县，90%的村委会都有了自己的乡村医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迪亚拉“黑求恩”的名号渐渐流传开来。迪亚拉说，“我能有今天，最感谢的人是妻子杨梅，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我虽然算不上成功，但她绝对是一个好妻子。”
这些年，迪亚拉投身公益，几乎没有收入，还经常自掏腰包，家里全靠杨梅撑着。最窘迫的时候，家里只剩下50元现金。杨梅的鞋子坏了，想买一双都舍不得。一位朋友知道后，给他们送来500元，钱还没到杨梅手里，就被迪亚拉拿去给一对贫困母子买了被子和衣物。剩下200元，杨梅给儿子买了点奶粉，最后剩下十几元只够买一双拖鞋了。杨梅说，比起那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们，我已经很知足了。那对盖上被子的母子，那个夜晚一定做了一个好梦。乡间行走这些年，迪亚拉让她懂得了感恩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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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亞拉长期在外，极少能照顾家庭。2003年，他和杨梅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3天，就患上风疹，当时迪亚拉正在乡间奔波，等他知道消息赶回家，已经太迟了，孩子最终没能抢救过来。那是他最深的痛，山里医疗条件太差，连自己的儿子生病都来不及医治。这痛苦，也让迪亚拉更加坚定了扎根西南山区的决心。
来中国37年，迪亚拉错过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1998年，在武汉抗洪前线，迪亚拉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他选择留在堤坝上。他说：“如果我离开，就是一名逃兵，将来没有脸见天国的母亲。”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他正带着8名志愿者在去往麻风村的路上。
儿子从小看爸爸这么忙，生气的时候曾和爸爸说长大后不要当医生，迪亚拉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当医生确实很累、很苦，但你要知道，医生做的事可能会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落，乃至一个社会。”这些话，儿子听进去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心理医生，作为联合国志愿者，前往苏丹、肯尼亚难民营提供支援，这让迪亚拉无比欣慰。
现在的迪亚拉每月有一半的时间在云南培训、义诊，另外一半时间回到成都工作，杨梅和女儿则留在昆明。一家人分隔两地，但无论多忙，每天都会视频。
迪亚拉家里珍藏着一顶帽子，那是他去青海玉树义诊时一位村民送给他的。这顶帽子是对他的激励，“每一个医生都肩负着救死扶伤的责任，不分国籍、民族和职位，哪里的生命有需要你就应该去哪里。”杨梅也计划着，等女儿长大一些，还陪他一起上山培训，去村里义诊，“我们两个不分开，他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