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没有整我
“车轮往前滚，人要向前看”。除夕之夜，看到春节文艺晚会小品“打气儿”中那位从妇联分流到街道办的干部，本来是满肚子的怨气要去找领导，可途中自行车漏气，在一个下岗工人主动给他的车打气，爆胎后又给他补胎、换胎的过程中，通过对话，他顿有所悟，掉转车头上班去这一情节时，我两眼不自觉地滚出了泪珠。
前年12月下旬，局里的干部分流方案敲定，30%的人下到乡镇，拿65%的固定工资，余下的35%自己创收解决。宣布名单时，我也成了分流中的一员。想想自己大学本科毕业，虽谈不上是业务尖子，也还是有事可做之人。所以，我根本就没想过自己会被分流到乡下去。“局里那么多闲人不分流，把天天做事的人分下去，这太不公平了。”我越想越觉得局领导存心整人，一晚上想着这事翻来覆去没睡着。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到局长，同他讲道理。局长解释说，就是要你们这些有本事的人下去，才能找到35%的工资，若其他人分流下去不就傻眼了?虽然局长的解释没有令我完全心服，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元旦一过我还是去了乡里。
到乡里上班，我的主要任务是收取屠宰管理费。向屠夫们收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看着屠夫们的“凶相”与明晃晃的杀猪刀，我直觉得心里害怕。因而每次去收费我都很矛盾：去吧，害怕；不去吧，又拿不到工资。就这样我觉得日子特别难过，也不知要熬到何年何月才能回城，一天到晚坐立不安，夜里难以入睡。好不容易熬到了月底，我任务未完成，那35%的工资还没拿到一半。回局里时，65%的工资我也没有去领。我找到局长要求回来上班，几句话不对头，我与局长大吵一架，若不是众人拉着，几乎动起手来。此后，我认定局领导是有意整我，并且又与他吵架闹翻了，回城上班肯定是没有希望了。我越想越恨，心里感到绝望，失眠、坐立不安等症状更加严重，什么事都不想做，也做不了，还总觉得有种不安全感，出门时身上要藏着一把斧头，心里才踏实些。这种日子实在是太难过，有时我都想到了死，并冒出“要砍死几个陪自己一起死”的念头。但我心里还是清楚，知道自己这是心理上有些不正常。对那些危险的念头不时冒出我感到害怕，加上我母亲和弟弟都患过精神病，我担心自己也疯了，这更加使我焦虑不安和恐惧。去医院看病，医生说我是神经衰弱，给我开了些安定，服后也没有明显的效果。难受的煎熬，我决定豁出去了，要妻子陪我到心理诊所看心理医生。
, 百拇医药
心理医生认真听过我的叙述后，又给我做了详细的心理测查。他诊断我不是患了精神病，而是因被分流想不通，不适应新环境等因素导致心理压力过大而发生了心因性反应。晤谈中他告诉我，我这些被分流后的想法，一般人都会有，完全可以理解，但却不一定正确。第一，他认为局领导的安排也有一定的道理。一般人都认为，分流就是把没技术、没本事的人“下岗”，但这些人在分流出来后，恐怕在“自谋生路”中难以保证有稳定的收入，就很容易造成人心不稳，影响安定团结。所以，他们宁愿把困难留在局里，把人才分流到基层，让首先“吃螃蟹”的人尝到甜头，为干部分流带个好头。但由于领导工作做得不细，双方的想法不一致，领导的意图不为我所理解与接受。第二，分流对我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坐在机关上班，工作轻松，有稳定的收入，但未必能发挥一个人的潜能。近几年来，有些地方的农业技术员，走出办公室，到农村向农民大面积承包农田种植技术指导，结果农民增了产，技术员也学有所用富了起来。他认为，做为一个学畜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只有像农业技术员一样，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所掌握的技术直接用到生产第一线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尤其是我国农村的家庭养殖，目前普遍处于高成本、低收益状态，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他还向我例举了浙江省新昌县成立“兔业合作社”的事：该县盛产兔子，以前由于产供销脱节，供销社与外面签了供货合同，有时又收购不到足够的货源；少签合同，有时又产大于需，不仅自己误了商机，还要受到政府方面的批评。通过调查找到“产供销”这条路子后，决定成立兔业合作社，兔农加入合作社，成为合作社的股东。合作社除了向股东提供低息生产发展资金外，还与股东签订了生产与技术服务合同，保证最低产量，超产提成，年底再给股东分红。产供销渠道畅通后，资金、货源、技术均有了保证，养的专心养，销的放心销。结果，生产发展了，成本降低了，农商都成了赢家。所以他建议我被分流到乡里后，不能只被动地去收取几个屠宰管理费，而要同时去做一些养殖资源方面的调查，在有条件的村组，组织开展家庭养殖有偿技术指导的试点，以及在产供销与产品深加工等方面作文章。如果成功的话，其效益就不仅仅是35%的工资问题。第三，即使退一步说，就算是领导有意整我，整人的目的无非是想被整者越来越惨，我这样想不通，把自己憋出病来了，不正是整我的人所希望的结果?我这样做不正好是帮整我的人达到了目的?所以，当一个人被别人非难或刁难时，哪怕是处境再难，也要树立起“我不能垮”的坚强信念，用信心和理智帮自己走出困境，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忧愁，或采取鲁莽，甚至是愚蠢的暴力行为，把事情越搞越糟，帮对手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
, 百拇医药
“问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经心理医生这么一点拨，我心中轻松多了，又吃了几天抗焦虑药，情绪基本上恢复正常。然而，当我到局里去报医药费时，同事们对我的态度一下都变了，同我说话都小心翼翼的，不仅顺利地让我报销了医药费，局领导还要我不再去乡里上班，先休一年病假，工资照发。我知道他们是把我当成精神病人看待，这真是一种耻辱，怎么办?一下子，我又陷入了情绪的漩涡，只好再次来见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告诉我，由于我前段时间情绪上出现了异常，同事们误以为我患了精神病，这是可以理解的，要我对同事的态度采取不在乎、不疏远的对策，照常地生活工作。该做什么做什么，用自己的行动纠正别人的偏见。
“用自己的行动纠正别人的偏见”。心理医生又一次为我指点迷津。回来后我放弃了再去找局领导请求上班的打算，而是利用领导让我休病假的机会，到我一个当畜医的亲戚那里打工，既进修了畜医技术，还挣到一份收入。3个月后，我再次来到局里，向领导汇报了这几个月来的情况，领导见我一切恢复正常，终于同意了我去乡里上班的请求。
“车轮往前滚，人要向前看”，普通的话语，道出了人生的哲理。
当我再次来到乡里上班时，我的心情和心中的打算都完全不同了，我知道，虽然前面的路必定是坎坷的，但我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百拇医药(阿 华)
前年12月下旬，局里的干部分流方案敲定，30%的人下到乡镇，拿65%的固定工资，余下的35%自己创收解决。宣布名单时，我也成了分流中的一员。想想自己大学本科毕业，虽谈不上是业务尖子，也还是有事可做之人。所以，我根本就没想过自己会被分流到乡下去。“局里那么多闲人不分流，把天天做事的人分下去，这太不公平了。”我越想越觉得局领导存心整人，一晚上想着这事翻来覆去没睡着。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到局长，同他讲道理。局长解释说，就是要你们这些有本事的人下去，才能找到35%的工资，若其他人分流下去不就傻眼了?虽然局长的解释没有令我完全心服，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元旦一过我还是去了乡里。
到乡里上班，我的主要任务是收取屠宰管理费。向屠夫们收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看着屠夫们的“凶相”与明晃晃的杀猪刀，我直觉得心里害怕。因而每次去收费我都很矛盾：去吧，害怕；不去吧，又拿不到工资。就这样我觉得日子特别难过，也不知要熬到何年何月才能回城，一天到晚坐立不安，夜里难以入睡。好不容易熬到了月底，我任务未完成，那35%的工资还没拿到一半。回局里时，65%的工资我也没有去领。我找到局长要求回来上班，几句话不对头，我与局长大吵一架，若不是众人拉着，几乎动起手来。此后，我认定局领导是有意整我，并且又与他吵架闹翻了，回城上班肯定是没有希望了。我越想越恨，心里感到绝望，失眠、坐立不安等症状更加严重，什么事都不想做，也做不了，还总觉得有种不安全感，出门时身上要藏着一把斧头，心里才踏实些。这种日子实在是太难过，有时我都想到了死，并冒出“要砍死几个陪自己一起死”的念头。但我心里还是清楚，知道自己这是心理上有些不正常。对那些危险的念头不时冒出我感到害怕，加上我母亲和弟弟都患过精神病，我担心自己也疯了，这更加使我焦虑不安和恐惧。去医院看病，医生说我是神经衰弱，给我开了些安定，服后也没有明显的效果。难受的煎熬，我决定豁出去了，要妻子陪我到心理诊所看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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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生认真听过我的叙述后，又给我做了详细的心理测查。他诊断我不是患了精神病，而是因被分流想不通，不适应新环境等因素导致心理压力过大而发生了心因性反应。晤谈中他告诉我，我这些被分流后的想法，一般人都会有，完全可以理解，但却不一定正确。第一，他认为局领导的安排也有一定的道理。一般人都认为，分流就是把没技术、没本事的人“下岗”，但这些人在分流出来后，恐怕在“自谋生路”中难以保证有稳定的收入，就很容易造成人心不稳，影响安定团结。所以，他们宁愿把困难留在局里，把人才分流到基层，让首先“吃螃蟹”的人尝到甜头，为干部分流带个好头。但由于领导工作做得不细，双方的想法不一致，领导的意图不为我所理解与接受。第二，分流对我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坐在机关上班，工作轻松，有稳定的收入，但未必能发挥一个人的潜能。近几年来，有些地方的农业技术员，走出办公室，到农村向农民大面积承包农田种植技术指导，结果农民增了产，技术员也学有所用富了起来。他认为，做为一个学畜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只有像农业技术员一样，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所掌握的技术直接用到生产第一线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尤其是我国农村的家庭养殖，目前普遍处于高成本、低收益状态，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他还向我例举了浙江省新昌县成立“兔业合作社”的事：该县盛产兔子，以前由于产供销脱节，供销社与外面签了供货合同，有时又收购不到足够的货源；少签合同，有时又产大于需，不仅自己误了商机，还要受到政府方面的批评。通过调查找到“产供销”这条路子后，决定成立兔业合作社，兔农加入合作社，成为合作社的股东。合作社除了向股东提供低息生产发展资金外，还与股东签订了生产与技术服务合同，保证最低产量，超产提成，年底再给股东分红。产供销渠道畅通后，资金、货源、技术均有了保证，养的专心养，销的放心销。结果，生产发展了，成本降低了，农商都成了赢家。所以他建议我被分流到乡里后，不能只被动地去收取几个屠宰管理费，而要同时去做一些养殖资源方面的调查，在有条件的村组，组织开展家庭养殖有偿技术指导的试点，以及在产供销与产品深加工等方面作文章。如果成功的话，其效益就不仅仅是35%的工资问题。第三，即使退一步说，就算是领导有意整我，整人的目的无非是想被整者越来越惨，我这样想不通，把自己憋出病来了，不正是整我的人所希望的结果?我这样做不正好是帮整我的人达到了目的?所以，当一个人被别人非难或刁难时，哪怕是处境再难，也要树立起“我不能垮”的坚强信念，用信心和理智帮自己走出困境，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忧愁，或采取鲁莽，甚至是愚蠢的暴力行为，把事情越搞越糟，帮对手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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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行动纠正别人的偏见”。心理医生又一次为我指点迷津。回来后我放弃了再去找局领导请求上班的打算，而是利用领导让我休病假的机会，到我一个当畜医的亲戚那里打工，既进修了畜医技术，还挣到一份收入。3个月后，我再次来到局里，向领导汇报了这几个月来的情况，领导见我一切恢复正常，终于同意了我去乡里上班的请求。
“车轮往前滚，人要向前看”，普通的话语，道出了人生的哲理。
当我再次来到乡里上班时，我的心情和心中的打算都完全不同了，我知道，虽然前面的路必定是坎坷的，但我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百拇医药(阿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