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急需解决供体问题
【名医简介】裘法祖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器官移植创始人之一，外科学博士生导师，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1—1984年任武汉医学院(现同济医科大学)院长。现任中华医学会名誉理事，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名誉主委，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名誉主委，同济医科大学名誉校长，国际外科学会会员等，曾获得德国政府授予“大十字功勋勋章”。百里荷花飘香的湖北洪湖，50多岁的农民刘光祥每天捕鱼贩虾，靠辛勤劳动发家致富。当地人都不敢相信：这位20多年前的“换肾人”竟能如常人般地生存至今。1977年，正值英年的刘光祥因严重的肾病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这年10月，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为他成功地施行了肾移植手术，不仅挽救了他的生命，还恢复了他原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时，器官移植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还是一个陌生或充满着神奇的新鲜事物。如今，许多人已经知晓：器官移植，就是将患者由于严重的慢性病变而完全丧失功能的器官，通过手术换上他人的健康器官。人体中除大脑以外，所有的器官都可以移植，但有些器官被切除后，其功能可以由药物来代替，没有必要移植。必需要通过移植的主要器官有：心、肺、肝、肾、胰、腺和小肠。脑不能移植，是因为脑细胞缺氧3分钟就会不可逆转地死亡。在现代医学领域，器官移植已成为治疗某些完全丧失功能的脏器的惟一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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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世界及我国的器官移植得到迅速发展
器官移植是20世纪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一项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的医疗新技术，它反映着一个国家医学科学的水平，是治疗完全丧失功能的脏器的有效措施，如广泛心肌损害伴心力衰竭，终末期肝硬化，先天性胆道闭锁及慢性肾炎、多囊肾等所致的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等病人，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才能挽救生命。
自1954年美国波士顿的墨莱医生首次进行肾脏移植以来，随着外科手术、免疫抑制剂、器官和细胞分离保存技术等相关技术的迅速发展，器官移植也得到了长足进展。至1997年底，世界各国所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已超过60多万例，其中，心脏移植4万多例，肺移植7千多例，肝移植6万多例，肾移植41万多例，胰腺移植1万多例，骨髓移植7万多例。肾移植的成功率最高，达90%以上，其他器官移植的成功率约为60%。
我国的器官移植工作起步虽然比国外晚了10多年，但自7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这项工作无论是手术技术还是在抗排斥反应研究方面，都已达到了世界水平，即国际上所有类型的器官移植(包括肾、肝、心、肺、骨髓、胰岛、胰腺、脾、甲状旁腺、肾上腺以及胸腺、睾丸和角膜等)我国都能够施行。自1960年吴阶平教授开展首例肾移植以来，肾移植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肾病的常规手术。至1998年年底，我国已有28个省、市、自治区累计施行肾移植手术2万5千多例，1年肾存活率已超过90%，3年肾存活率达70%，最长者已健康存活23年。在肝移植方面，至1998年年底，全国已施行移植手术190多例。最长者已存活5年多，其中，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实施了40多例，是全国肝移植例数最多的医院。近几年，我国心脏移植在移植例数和存活率方面有较大进展。至1999年4月，全国已有10多家医疗单位共施行心脏移植手术40多例，术后患者最长存活时间已超过8年，恢复正常工作6年多。我国肺移植至去年4月已施行10多例，术后患者最长存活时间已逾5年。在脾脏移植方面，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同济医院已施行亲属活体供脾手术，治疗严重血友病6例，疗效显著，其中1例患儿术后已正常学习达10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施行了5例。此外，在小肠移植、胰腺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心肺联合移植等大器官移植方面，我国不论是在数量或效果上，都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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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体缺乏是器官移植面临的关键问题
器官移植在20世纪从幻想进入现实，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后，正受到医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它必将在新的世纪迎来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但从当前来看，世界性的器官来源(供体)缺乏正阻碍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导致器官移植还远远不能满足病人的需求。因此，在一些发达国家，器官移植将向异种移植方向发展。
现代生物技术已发展到近乎神话般的境界，人们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一种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物种墓因上，从而得到特殊用途的转基因器官。现今，医学家们正利用这一原理，将人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物种上，再将此物种的器官取出来植入人体，代替人体中生病的“零件”，以消除这些“零件”对人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威胁。如猪、猕猴、黑猩猩等动物的器官和人的相似，只要利用上述技术，加强科学研究，尽可能地减少人体对“异物”的强烈免疫排斥反应，不使人体染上动物的疾病，那么，猪和猕猴等动物的器官就有可能成为供体而移植到人体内。这些基因动物的心脏、肾和肺等器官就可以成为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器官供应库”。另外，还可以利用生物工程技术，进行细胞体外培养，制造出完全适合于人体的器官，来替代人体“病危”的器官。前不久，科学家已从成年人的骨髓中分离出一种母细胞，这种母细胞经过引导能用来培育骨骼、软骨或血管，这一实验成果朝着制造可供移植的人体组织和器官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今年初，美国科学家又首次成功地制造出了人造脱氧核糖核酸(DNA)——组成生命蓝图的分子，这项科研技术的突破更使人们看到人造器官诞生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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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上述两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应用于临床，供体来源缺乏就将不再成为阻碍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无以数计的病人就可以不再绝望或忍受漫长等待的煎熬而及时地获得供体、接受移植手术获得第二次生命。目前，“异种移檀”和“器官体外培养”研究都已经在我国开展。
“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被提上议事日程
按我国人口和发病率计算，用于器官移植的供体离病人的需求相距太远了，仅从目前实施数量最多、效果最好的肾移植来说，近年来每年虽有3 000例左右的手术，但还有约98%的病人因得不到供体而不能实施移植手术，医务工作者和病人家属无不对此感到遗憾和痛心。我国的器官移植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供体短缺呢?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习俗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人还缺乏捐献器官的意识，更没有树立“脑死亡就等于机体整体死亡”这一重要的科学概念。一方面，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总认为人死后必须保留完整的躯体，宁愿整体火化，也不愿把有用的器官、无限的功德和永恒的纪念留在人间。另一方面，在我国，绝大多数人总认为病人只要心跳尚存，或通过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使心脏恢复跳动，就不能宣布死亡。实际上，近20年来的医学科学已经证明，只要脑神经细胞已经死亡(一般都发生在心跳停止之前)，即使心跳尚存，并使用各种抢救措施，病人的生命都不可能恢复，而脑死亡后人体的各种反射活动消失，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但体内的脏器仍保持着生命力，其代谢活动仍在进行。如果此时立刻捐献具有生理功能的脏器，就可以供给器官移植之用，挽救他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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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有不少人身上佩带着证件，声明在脑死亡后愿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就是在比较落后的约旦，前国王侯赛因患淋巴癌，1999年2月2日在美国接受最后一次骨髓移植手术失败后，病情急剧恶化，出现主要脏器功能衰竭，只能依靠“人工生命维持系统”维持生命。他却于2月4日回国，随后，医生就将其生命维持系统撤下，2月7日中午，63岁的侯赛因国王逝世。做为一国之君，在机体一切生命活动停止之前，是完全有条件继续治疗的，但约旦王宫和政府为什么会允许医生撤下了国王的生命维持系统，让其自然死亡呢?原因就在于约旦王宫、政府和医生都已接受了“脑死亡就等于机体整体死亡”的科学现实。同时，在很多国家，由于有相应法规的保护，医生可以从突发事件死亡者那里获得他认为合适的器官，移植给他人。在比利时，国会立法规定，所有死亡者都将被视为愿意捐出器官作为移植或研究用的捐献者。在新加坡，如果没有特别声明，所有死亡者将被视为器官全部捐献者。就是在内战连绵、经济比较落后的斯里兰卡，法律也规定死亡的公民有义务捐献角膜。因而，在新世纪，我国需要在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克服器官捐献障碍，普及器官捐献文明观念的同时，还要尽早制定并实施“脑死亡法”和“人体器官移植法”。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中华医学杂志编辑部委员会，于1999年5月在武汉联合召开了全国器官移植法律问题专家研讨会，中华医学杂志编辑部委员会还召开了全国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草案)专家研讨会，两个会议已分别提出了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法(草案)”和“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草案)”。我国如果能使国际上通用的“脑死亡就等于机体整体死亡”的概念获得法律和社会舆论的承认与支持，将脑死亡者身上尚存生理功能的器官作为器官来源，就将有成千上万的病人能得到有效的器官移植而获得新生。,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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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世界及我国的器官移植得到迅速发展
器官移植是20世纪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一项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的医疗新技术，它反映着一个国家医学科学的水平，是治疗完全丧失功能的脏器的有效措施，如广泛心肌损害伴心力衰竭，终末期肝硬化，先天性胆道闭锁及慢性肾炎、多囊肾等所致的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等病人，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才能挽救生命。
自1954年美国波士顿的墨莱医生首次进行肾脏移植以来，随着外科手术、免疫抑制剂、器官和细胞分离保存技术等相关技术的迅速发展，器官移植也得到了长足进展。至1997年底，世界各国所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已超过60多万例，其中，心脏移植4万多例，肺移植7千多例，肝移植6万多例，肾移植41万多例，胰腺移植1万多例，骨髓移植7万多例。肾移植的成功率最高，达90%以上，其他器官移植的成功率约为60%。
我国的器官移植工作起步虽然比国外晚了10多年，但自7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这项工作无论是手术技术还是在抗排斥反应研究方面，都已达到了世界水平，即国际上所有类型的器官移植(包括肾、肝、心、肺、骨髓、胰岛、胰腺、脾、甲状旁腺、肾上腺以及胸腺、睾丸和角膜等)我国都能够施行。自1960年吴阶平教授开展首例肾移植以来，肾移植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肾病的常规手术。至1998年年底，我国已有28个省、市、自治区累计施行肾移植手术2万5千多例，1年肾存活率已超过90%，3年肾存活率达70%，最长者已健康存活23年。在肝移植方面，至1998年年底，全国已施行移植手术190多例。最长者已存活5年多，其中，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实施了40多例，是全国肝移植例数最多的医院。近几年，我国心脏移植在移植例数和存活率方面有较大进展。至1999年4月，全国已有10多家医疗单位共施行心脏移植手术40多例，术后患者最长存活时间已超过8年，恢复正常工作6年多。我国肺移植至去年4月已施行10多例，术后患者最长存活时间已逾5年。在脾脏移植方面，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同济医院已施行亲属活体供脾手术，治疗严重血友病6例，疗效显著，其中1例患儿术后已正常学习达10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施行了5例。此外，在小肠移植、胰腺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心肺联合移植等大器官移植方面，我国不论是在数量或效果上，都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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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体缺乏是器官移植面临的关键问题
器官移植在20世纪从幻想进入现实，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后，正受到医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它必将在新的世纪迎来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但从当前来看，世界性的器官来源(供体)缺乏正阻碍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导致器官移植还远远不能满足病人的需求。因此，在一些发达国家，器官移植将向异种移植方向发展。
现代生物技术已发展到近乎神话般的境界，人们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一种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物种墓因上，从而得到特殊用途的转基因器官。现今，医学家们正利用这一原理，将人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物种上，再将此物种的器官取出来植入人体，代替人体中生病的“零件”，以消除这些“零件”对人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威胁。如猪、猕猴、黑猩猩等动物的器官和人的相似，只要利用上述技术，加强科学研究，尽可能地减少人体对“异物”的强烈免疫排斥反应，不使人体染上动物的疾病，那么，猪和猕猴等动物的器官就有可能成为供体而移植到人体内。这些基因动物的心脏、肾和肺等器官就可以成为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器官供应库”。另外，还可以利用生物工程技术，进行细胞体外培养，制造出完全适合于人体的器官，来替代人体“病危”的器官。前不久，科学家已从成年人的骨髓中分离出一种母细胞，这种母细胞经过引导能用来培育骨骼、软骨或血管，这一实验成果朝着制造可供移植的人体组织和器官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今年初，美国科学家又首次成功地制造出了人造脱氧核糖核酸(DNA)——组成生命蓝图的分子，这项科研技术的突破更使人们看到人造器官诞生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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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上述两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应用于临床，供体来源缺乏就将不再成为阻碍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无以数计的病人就可以不再绝望或忍受漫长等待的煎熬而及时地获得供体、接受移植手术获得第二次生命。目前，“异种移檀”和“器官体外培养”研究都已经在我国开展。
“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被提上议事日程
按我国人口和发病率计算，用于器官移植的供体离病人的需求相距太远了，仅从目前实施数量最多、效果最好的肾移植来说，近年来每年虽有3 000例左右的手术，但还有约98%的病人因得不到供体而不能实施移植手术，医务工作者和病人家属无不对此感到遗憾和痛心。我国的器官移植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供体短缺呢?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习俗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人还缺乏捐献器官的意识，更没有树立“脑死亡就等于机体整体死亡”这一重要的科学概念。一方面，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总认为人死后必须保留完整的躯体，宁愿整体火化，也不愿把有用的器官、无限的功德和永恒的纪念留在人间。另一方面，在我国，绝大多数人总认为病人只要心跳尚存，或通过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使心脏恢复跳动，就不能宣布死亡。实际上，近20年来的医学科学已经证明，只要脑神经细胞已经死亡(一般都发生在心跳停止之前)，即使心跳尚存，并使用各种抢救措施，病人的生命都不可能恢复，而脑死亡后人体的各种反射活动消失，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但体内的脏器仍保持着生命力，其代谢活动仍在进行。如果此时立刻捐献具有生理功能的脏器，就可以供给器官移植之用，挽救他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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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有不少人身上佩带着证件，声明在脑死亡后愿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就是在比较落后的约旦，前国王侯赛因患淋巴癌，1999年2月2日在美国接受最后一次骨髓移植手术失败后，病情急剧恶化，出现主要脏器功能衰竭，只能依靠“人工生命维持系统”维持生命。他却于2月4日回国，随后，医生就将其生命维持系统撤下，2月7日中午，63岁的侯赛因国王逝世。做为一国之君，在机体一切生命活动停止之前，是完全有条件继续治疗的，但约旦王宫和政府为什么会允许医生撤下了国王的生命维持系统，让其自然死亡呢?原因就在于约旦王宫、政府和医生都已接受了“脑死亡就等于机体整体死亡”的科学现实。同时，在很多国家，由于有相应法规的保护，医生可以从突发事件死亡者那里获得他认为合适的器官，移植给他人。在比利时，国会立法规定，所有死亡者都将被视为愿意捐出器官作为移植或研究用的捐献者。在新加坡，如果没有特别声明，所有死亡者将被视为器官全部捐献者。就是在内战连绵、经济比较落后的斯里兰卡，法律也规定死亡的公民有义务捐献角膜。因而，在新世纪，我国需要在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克服器官捐献障碍，普及器官捐献文明观念的同时，还要尽早制定并实施“脑死亡法”和“人体器官移植法”。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中华医学杂志编辑部委员会，于1999年5月在武汉联合召开了全国器官移植法律问题专家研讨会，中华医学杂志编辑部委员会还召开了全国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草案)专家研讨会，两个会议已分别提出了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法(草案)”和“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草案)”。我国如果能使国际上通用的“脑死亡就等于机体整体死亡”的概念获得法律和社会舆论的承认与支持，将脑死亡者身上尚存生理功能的器官作为器官来源，就将有成千上万的病人能得到有效的器官移植而获得新生。,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