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要有意思”的卢惠霖
“人一生只有几十个春秋，很短促，但要活就要活得有意思。”说这话的是我国著名医学遗传学家卢惠霖。
卢惠霖，又名卢高荣、卢润生。1900年3月生于湖南省天门县岳家口，1997年3月18日因心脏病于长沙市逝世，享年97岁。
1925年，卢惠霖毕业于岳阳湖滨大学，随即留学美国，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深造，曾从师于细胞遗传学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摩尔根教授和著名细胞学家、实验胚胎学家威尔逊教授。1927年获硕士学位。由于勤奋学习和辛勤研究，他终因过度劳累而患上了肺结核，在疗养院一躺就是10个月。这期间他父亲和哥哥去世，在家人的催促下，他谢绝了好友们的挽留，抱病回国，到岳阳湖滨高级农业学校讲授生物学和化学。1935年后在长沙雅礼中学及湘雅医学院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卢惠霖任湖南医学院教授、医学遗传研究室主任、人类生殖工程研究组组长等职，他还担任过湖南省科协副主席、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曾当选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坚持研究人类细胞遗传学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开展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摩尔根遗传学被当成唯心主义理论而受到批判，人类优生学则成了禁区中的禁区。卢惠霖因为是摩尔根的第四位中国学生而受到株连，何况他又翻译出版了摩尔根的《基因论》，所以他成了“活靶子”。
数百名对遗传学一无所知的学生和不少极“左”人士，逼迫他承认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好心人也劝他认错，但他坚决拒绝这顶强加的帽子，他要捍卫科学真理。后来，有关方面听取了卢惠霖的申诉，并做了进一步的调查，才制止了这一违背“双百方针”的错误。
1963年，卢惠霖首倡筹建了医学遗传学研究组，并迅即开展了调查研究。在对长沙市部分中小学的10091名学生进行色盲普查时，发现男性青少年中的色盲发病率为7.5%，女性发病率为0.92%。对48名色盲女孩进行家系调查中，发现她们的父亲均为色盲患者。这完全符合摩尔根发现的“连锁遗传规律”。
正当卢惠霖雄心勃勃地要进一步开展遗传学研究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免不了被撤职、批斗。但他毕竟是全国人大代表，有所“保护”，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相比，他算是幸运的。然而，他还是被迫递交了“退休申请书”。
好在他不久就恢复了工作。卢惠霖将遗传学研究确立了为临床服务、为优生服务的方向。他与妇产科医务人员合作，率先在国内开设了定期的染色体病咨询门诊，预测胎儿的健康状况。他指导研究生开展特殊染色体病的研究，提出了“家族性断裂重接热点”的新概念。他们发现的异常核型有75种，均已载入国际人类染色体异常核型登记库。
提倡生殖工程
世界卫生组织1981年发表的资料表明，人类中的遗传病负荷已达10.8%，即每10个人中就有1.08人带有遗传病因子。人类中已肯定的遗传病有2811种。染色体病300余种，其发生率占新生活婴的0.5%~1.0%。有些专家甚至认为：“人类几乎没有一种疾病与遗传学无关。”
卢惠霖领导下的医学遗传学研究室对前来求诊的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优生优育的宣传，一旦发现有染色体病的患儿就动员孕妇终止妊娠。他们在1979~1982年，曾对长沙市北区三家医院出生的3415名新生活婴进行了染色体检查，发现染色体异常者26例，发生率为7.6%；染色体变异者55例，发生率为1.61%。这一工作为中国制定优生优育政策及染色体病预防计划提供了珍贵的群体资料。
1979年11月，中国第一次人类与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在长沙举行，卢惠霖主持会议。他请人在会上做了关于优生学的报告，引起了轰动。新华社及多家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消息，被禁锢数十年的关于优生学的禁区终于打开。
1981年，卢惠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1983年1月，中国第一例人工授精男婴诞生。接着，卢惠霖又指导进行试管婴儿研究。1988年，两例试管婴儿在长沙出生，其中一例是中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这标志着我国生殖工程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为此他荣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摇摇摆摆”走了90多年
1995年9月，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了庆祝卢惠霖教授95岁生日的消息。中国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被亲友祝福生日快乐，能在这样的节目中被“曝光”庆贺，可以想象卢惠霖教授的非同一般。
正是在这一年的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根据早先的约定，我在湖南的友人、一位出版社负责人的陪同下，去湖南医科大学的住宿区拜访卢教授。拾级登上二楼，刚坐定，老教授就从内走出，满面春风地与我们紧紧相握了——一脸的和善，一脸的微笑，使我们倍感亲切。
我们的造访使卢惠霖教授放弃了正在观看中美女排赛实况转播的机会。他告诉我们，他年轻时喜好运动，踢过足球，还当过足球队队长，所以爱看这类体育节目。
尽管如今已是“人生七十不稀奇”的年代，但年届95岁的耄耋老人仍然不多。而且，卢教授不仅寿长，满头银发下还有着一张相对年轻的脸：他肌肤润滑，少有寿斑，亦少见岁月通常会给老人留下的深深皱纹。而这样的高龄老者能够自理生活，也属难得。
我们自然想探究他的长寿秘诀。卢教授声称自己没有特别的养生之道。他说，年轻时就得过肺结核病，多次咯血，以后也陆续有些其他毛病；中年时期，正值祖国八年抗战，生活困难，自己边教书边休养，也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他这一生是“摇摇摆摆地走过来的”。他说，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安定了，有病可以及时治疗了，体质自然也就增强了。
卢教授认为，“我觉得心境开阔、处世乐观对健康是首要的，切不要把不顺心的事当包袱背。早年我得了肺结核，我并不害怕，思想上就是要和病魔做斗争：斗赢了，我便活过来了；斗不赢，同归于尽也无所谓，也许这就叫心理治疗。”
他还把“心境开阔、处世乐观”的态度用在生活与工作上，主张“不要为俗务而烦恼”，昔日批判他也好，后来重用他也好，他都无所谓，总是“听其自然”。但在事业上是始终用心的，他的观点是：“人一生只有几十个春秋，很短促，但要活就要活得有意思。这几年我还有余力，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内心有所寄托，会对社会多少有点好处。”
卢教授一生总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他是图书馆里的常客，是年龄最大、资历最高的读者。他读书时喜欢记笔记，为后人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参考资料。
卢教授爱动。下棋、打太极拳，都是他喜好的项目，晚年尤爱散步，早晚都要持杖散步约1小时。他认为，这既是一种健身方式，又可以顺便看看千变万化的世界，是“一举两得”。他还引用古代一则著名谜语中的话来表明“持杖”之有理：“早晨是‘四条腿’(婴幼儿)，晚上是‘三条腿’(老人)。”——可家人仍不放心，于是尾随保护。他知道后极不愿意，说这样他就“不自由”了，坚持要家人“撤离”才罢。卢教授认为，他的身体之所以由弱变强(长寿)，除了处世乐观，坚持运动也是重要原因。
卢教授一米六几的个子，只有一百零几斤的体重。能有如此理想的“长寿体形”，可谓千金难买。卢教授告诉我们，饮食上他以青素菜、豆制品和鱼类为主，但品种多变化，也吃点杂粮。平时注意控制食量，“八成饱就行”；无烟酒嗜好，也少饮茶，鸡蛋则只吃蛋白而不吃蛋黄。
由于遗传病的肆虐，由于这样那样缘由引起的基因突变，国内外的一些悲观论者认为，未来人很可能是百病丛生的个体。我们就此论述请教卢教授，他的回答是：“我们有信心用优质基因改变‘坏’基因，使之控制和减少各种遗传病。”“未来人应该会变得更加健美。”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个乐观者。
(编辑祝健), http://www.100md.com(项力)
卢惠霖，又名卢高荣、卢润生。1900年3月生于湖南省天门县岳家口，1997年3月18日因心脏病于长沙市逝世，享年97岁。
1925年，卢惠霖毕业于岳阳湖滨大学，随即留学美国，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深造，曾从师于细胞遗传学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摩尔根教授和著名细胞学家、实验胚胎学家威尔逊教授。1927年获硕士学位。由于勤奋学习和辛勤研究，他终因过度劳累而患上了肺结核，在疗养院一躺就是10个月。这期间他父亲和哥哥去世，在家人的催促下，他谢绝了好友们的挽留，抱病回国，到岳阳湖滨高级农业学校讲授生物学和化学。1935年后在长沙雅礼中学及湘雅医学院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卢惠霖任湖南医学院教授、医学遗传研究室主任、人类生殖工程研究组组长等职，他还担任过湖南省科协副主席、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曾当选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坚持研究人类细胞遗传学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开展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摩尔根遗传学被当成唯心主义理论而受到批判，人类优生学则成了禁区中的禁区。卢惠霖因为是摩尔根的第四位中国学生而受到株连，何况他又翻译出版了摩尔根的《基因论》，所以他成了“活靶子”。
数百名对遗传学一无所知的学生和不少极“左”人士，逼迫他承认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好心人也劝他认错，但他坚决拒绝这顶强加的帽子，他要捍卫科学真理。后来，有关方面听取了卢惠霖的申诉，并做了进一步的调查，才制止了这一违背“双百方针”的错误。
1963年，卢惠霖首倡筹建了医学遗传学研究组，并迅即开展了调查研究。在对长沙市部分中小学的10091名学生进行色盲普查时，发现男性青少年中的色盲发病率为7.5%，女性发病率为0.92%。对48名色盲女孩进行家系调查中，发现她们的父亲均为色盲患者。这完全符合摩尔根发现的“连锁遗传规律”。
正当卢惠霖雄心勃勃地要进一步开展遗传学研究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免不了被撤职、批斗。但他毕竟是全国人大代表，有所“保护”，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相比，他算是幸运的。然而，他还是被迫递交了“退休申请书”。
好在他不久就恢复了工作。卢惠霖将遗传学研究确立了为临床服务、为优生服务的方向。他与妇产科医务人员合作，率先在国内开设了定期的染色体病咨询门诊，预测胎儿的健康状况。他指导研究生开展特殊染色体病的研究，提出了“家族性断裂重接热点”的新概念。他们发现的异常核型有75种，均已载入国际人类染色体异常核型登记库。
提倡生殖工程
世界卫生组织1981年发表的资料表明，人类中的遗传病负荷已达10.8%，即每10个人中就有1.08人带有遗传病因子。人类中已肯定的遗传病有2811种。染色体病300余种，其发生率占新生活婴的0.5%~1.0%。有些专家甚至认为：“人类几乎没有一种疾病与遗传学无关。”
卢惠霖领导下的医学遗传学研究室对前来求诊的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优生优育的宣传，一旦发现有染色体病的患儿就动员孕妇终止妊娠。他们在1979~1982年，曾对长沙市北区三家医院出生的3415名新生活婴进行了染色体检查，发现染色体异常者26例，发生率为7.6%；染色体变异者55例，发生率为1.61%。这一工作为中国制定优生优育政策及染色体病预防计划提供了珍贵的群体资料。
1979年11月，中国第一次人类与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在长沙举行，卢惠霖主持会议。他请人在会上做了关于优生学的报告，引起了轰动。新华社及多家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消息，被禁锢数十年的关于优生学的禁区终于打开。
1981年，卢惠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1983年1月，中国第一例人工授精男婴诞生。接着，卢惠霖又指导进行试管婴儿研究。1988年，两例试管婴儿在长沙出生，其中一例是中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这标志着我国生殖工程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为此他荣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摇摇摆摆”走了90多年
1995年9月，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了庆祝卢惠霖教授95岁生日的消息。中国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被亲友祝福生日快乐，能在这样的节目中被“曝光”庆贺，可以想象卢惠霖教授的非同一般。
正是在这一年的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根据早先的约定，我在湖南的友人、一位出版社负责人的陪同下，去湖南医科大学的住宿区拜访卢教授。拾级登上二楼，刚坐定，老教授就从内走出，满面春风地与我们紧紧相握了——一脸的和善，一脸的微笑，使我们倍感亲切。
我们的造访使卢惠霖教授放弃了正在观看中美女排赛实况转播的机会。他告诉我们，他年轻时喜好运动，踢过足球，还当过足球队队长，所以爱看这类体育节目。
尽管如今已是“人生七十不稀奇”的年代，但年届95岁的耄耋老人仍然不多。而且，卢教授不仅寿长，满头银发下还有着一张相对年轻的脸：他肌肤润滑，少有寿斑，亦少见岁月通常会给老人留下的深深皱纹。而这样的高龄老者能够自理生活，也属难得。
我们自然想探究他的长寿秘诀。卢教授声称自己没有特别的养生之道。他说，年轻时就得过肺结核病，多次咯血，以后也陆续有些其他毛病；中年时期，正值祖国八年抗战，生活困难，自己边教书边休养，也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他这一生是“摇摇摆摆地走过来的”。他说，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安定了，有病可以及时治疗了，体质自然也就增强了。
卢教授认为，“我觉得心境开阔、处世乐观对健康是首要的，切不要把不顺心的事当包袱背。早年我得了肺结核，我并不害怕，思想上就是要和病魔做斗争：斗赢了，我便活过来了；斗不赢，同归于尽也无所谓，也许这就叫心理治疗。”
他还把“心境开阔、处世乐观”的态度用在生活与工作上，主张“不要为俗务而烦恼”，昔日批判他也好，后来重用他也好，他都无所谓，总是“听其自然”。但在事业上是始终用心的，他的观点是：“人一生只有几十个春秋，很短促，但要活就要活得有意思。这几年我还有余力，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内心有所寄托，会对社会多少有点好处。”
卢教授一生总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他是图书馆里的常客，是年龄最大、资历最高的读者。他读书时喜欢记笔记，为后人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参考资料。
卢教授爱动。下棋、打太极拳，都是他喜好的项目，晚年尤爱散步，早晚都要持杖散步约1小时。他认为，这既是一种健身方式，又可以顺便看看千变万化的世界，是“一举两得”。他还引用古代一则著名谜语中的话来表明“持杖”之有理：“早晨是‘四条腿’(婴幼儿)，晚上是‘三条腿’(老人)。”——可家人仍不放心，于是尾随保护。他知道后极不愿意，说这样他就“不自由”了，坚持要家人“撤离”才罢。卢教授认为，他的身体之所以由弱变强(长寿)，除了处世乐观，坚持运动也是重要原因。
卢教授一米六几的个子，只有一百零几斤的体重。能有如此理想的“长寿体形”，可谓千金难买。卢教授告诉我们，饮食上他以青素菜、豆制品和鱼类为主，但品种多变化，也吃点杂粮。平时注意控制食量，“八成饱就行”；无烟酒嗜好，也少饮茶，鸡蛋则只吃蛋白而不吃蛋黄。
由于遗传病的肆虐，由于这样那样缘由引起的基因突变，国内外的一些悲观论者认为，未来人很可能是百病丛生的个体。我们就此论述请教卢教授，他的回答是：“我们有信心用优质基因改变‘坏’基因，使之控制和减少各种遗传病。”“未来人应该会变得更加健美。”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个乐观者。
(编辑祝健), http://www.100md.com(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