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记忆(三则)
责任与志气的旅程
1937年，在南京即将沦陷之际，国立中央大学奉命撤往重庆。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是罗家伦，罗家伦指挥中央大学撤退，很多教学器材需要运往重庆，但由于道路遥远、路途艰辛，运输起来非常困难。中央大学有个农学院，农学院有个农场，农场里养了些供教学研究用的牲畜，因为运输困难，罗家伦就对农场场长吩咐说：“这些猪啊牛啊的，没办法运，能杀的就杀，能卖的就卖掉吧!”但那些农场职工和教授们都不同意，他们说人在学校在，东西也一定要在，一头猪、一头牛也不能少。于是，这些教授和职工们就赶着这些猪、牛、羊等往西南撤退，往重庆走。旅途的艰难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天上还不时有日寇的飞机轰炸，炸弹不时地投下来，时时刻刻都冒着生命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些职工和教授们也没有动摇，始终保护着这群牲畜坚定地向着重庆进发。整整走了一年多，师生们才到达重庆。那一天，已经到达重庆一年多的罗家伦校长在重庆郊外，看到一群人赶着一群猪、牛、羊，有人告诉罗校长，说那些猪、牛、羊好像是我们学校的，罗校长近前一看，赶猪、牛、羊的人果然是学校的职工和教授，他们的胡子都很长了，像一群野人。罗家伦当时就哭了，抱住那些职工和教授哭，然后又抱住那些猪、牛、羊哭，大家也都抱住那些牲畜哭，哭成一片……岳南先生曾撰文感慨：“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就能感觉到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中华民族是有志气的。” (大民/文，摘自《团结报》)
戈壁风沙
1974年春夏，我在铁道兵某部服役。我们连队驻扎在距新疆托克逊县大约100公里的茫茫戈壁滩上，参与修建南疆铁路。那些日子，战士们住的是“地窝子”。那是一种简屋，先用推土机在戈壁滩上退出一条宽约3米、深约2米的槽，在槽上架上木条子、铺上芦苇。好在戈壁滩几乎终年无雨，不必担心淋雨。
最令人难受的，不是住宿条件的简陋，而是炎热和风沙。夏天的戈壁，白天的地表温度超过40℃。开推土机或铲运机施工的战士，在烈日和柴油发动机的双重炙烤下，只得穿着裤衩施工，顾不得军容风纪。好在那里只有军人，没有百姓；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大家也就没有顾忌，连队首长也从不批评。
至于风沙，就没那么好对付了。在戈壁上住过的人，一听说风沙要来了，就会胆颤心惊。戈壁滩上的风，风力不亚于12级台风，可以将行进中的列车吹翻，把崭新的汽车像用砂纸打磨一样，彻底“吹”干净油漆；被风刮起的沙尘密度惊人，一米开外什么都看不见，可以使人窒息；风沙的持续时间会长达八九个小时，严重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尤其在风口地带。我们连队驻地不在风口，但每次沙尘暴来袭，都深受其害。强大的沙尘无孔不入，常常，伙房刚烧好一锅饭，沙尘就直往锅盖缝里钻，不一会就变成了一锅“沙拌饭”。吃饭时，大家只得用开水淘饭，让沙子沉下去，吃面上的。但沙子实在太多了，一不小心，还是会“咯嘣咯嘣”地吃到沙子，一碗饭最多只能吃半碗，其余的只好倒掉。渐渐地，倒掉的“饭”堆成一个小土包，就连连队里养的猪，也不吃这种剩饭。
后来，我们化整为零，每个班发些面粉，让战士们在自己的盥口杯里将面粉调成糊，用煤油炉煮成疙瘩，权当一顿饭。煤油炉的火力小，用茶缸煮，一次煮不了多少。一时间，各个班的战士轮流煮面疙瘩吃，煞是热闹。
遗憾的是，那时没有相机，也没有手机，不像现在，可以随时拍下这些珍贵的镜头。在如此艰苦的日子里，战士们没有怨言。工余，大家有的下棋，有的打牌，有的看书，还有的吹奏乐器。戈壁军营，虽苦犹乐。(叶兴华/文，摘自《上海老年报》)
大字报“教”我诗词
1966年，只上了一年初中的我们，跟着高中生进行大串联。每到一处，抄大字报是首要任务。就在我抄得头昏脑涨时，眼前一亮：大字报里夹杂着不少好诗词，像“黑云压城城欲摧”，像“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些古诗文早就被打入“四旧”之列，正愁无处可觅，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
抄来的古诗词，回家后我誊到笔记本上。那个年代，那些古诗词就以这样的方式，深深植根在我13岁的头脑里。
(邱晓燕/文，摘自《快乐老人报》), 百拇医药
1937年，在南京即将沦陷之际，国立中央大学奉命撤往重庆。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是罗家伦，罗家伦指挥中央大学撤退，很多教学器材需要运往重庆，但由于道路遥远、路途艰辛，运输起来非常困难。中央大学有个农学院，农学院有个农场，农场里养了些供教学研究用的牲畜，因为运输困难，罗家伦就对农场场长吩咐说：“这些猪啊牛啊的，没办法运，能杀的就杀，能卖的就卖掉吧!”但那些农场职工和教授们都不同意，他们说人在学校在，东西也一定要在，一头猪、一头牛也不能少。于是，这些教授和职工们就赶着这些猪、牛、羊等往西南撤退，往重庆走。旅途的艰难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天上还不时有日寇的飞机轰炸，炸弹不时地投下来，时时刻刻都冒着生命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些职工和教授们也没有动摇，始终保护着这群牲畜坚定地向着重庆进发。整整走了一年多，师生们才到达重庆。那一天，已经到达重庆一年多的罗家伦校长在重庆郊外，看到一群人赶着一群猪、牛、羊，有人告诉罗校长，说那些猪、牛、羊好像是我们学校的，罗校长近前一看，赶猪、牛、羊的人果然是学校的职工和教授，他们的胡子都很长了，像一群野人。罗家伦当时就哭了，抱住那些职工和教授哭，然后又抱住那些猪、牛、羊哭，大家也都抱住那些牲畜哭，哭成一片……岳南先生曾撰文感慨：“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就能感觉到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中华民族是有志气的。” (大民/文，摘自《团结报》)
戈壁风沙
1974年春夏，我在铁道兵某部服役。我们连队驻扎在距新疆托克逊县大约100公里的茫茫戈壁滩上，参与修建南疆铁路。那些日子，战士们住的是“地窝子”。那是一种简屋，先用推土机在戈壁滩上退出一条宽约3米、深约2米的槽，在槽上架上木条子、铺上芦苇。好在戈壁滩几乎终年无雨，不必担心淋雨。
最令人难受的，不是住宿条件的简陋，而是炎热和风沙。夏天的戈壁，白天的地表温度超过40℃。开推土机或铲运机施工的战士，在烈日和柴油发动机的双重炙烤下，只得穿着裤衩施工，顾不得军容风纪。好在那里只有军人，没有百姓；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大家也就没有顾忌，连队首长也从不批评。
至于风沙，就没那么好对付了。在戈壁上住过的人，一听说风沙要来了，就会胆颤心惊。戈壁滩上的风，风力不亚于12级台风，可以将行进中的列车吹翻，把崭新的汽车像用砂纸打磨一样，彻底“吹”干净油漆；被风刮起的沙尘密度惊人，一米开外什么都看不见，可以使人窒息；风沙的持续时间会长达八九个小时，严重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尤其在风口地带。我们连队驻地不在风口，但每次沙尘暴来袭，都深受其害。强大的沙尘无孔不入，常常，伙房刚烧好一锅饭，沙尘就直往锅盖缝里钻，不一会就变成了一锅“沙拌饭”。吃饭时，大家只得用开水淘饭，让沙子沉下去，吃面上的。但沙子实在太多了，一不小心，还是会“咯嘣咯嘣”地吃到沙子，一碗饭最多只能吃半碗，其余的只好倒掉。渐渐地，倒掉的“饭”堆成一个小土包，就连连队里养的猪，也不吃这种剩饭。
后来，我们化整为零，每个班发些面粉，让战士们在自己的盥口杯里将面粉调成糊，用煤油炉煮成疙瘩，权当一顿饭。煤油炉的火力小，用茶缸煮，一次煮不了多少。一时间，各个班的战士轮流煮面疙瘩吃，煞是热闹。
遗憾的是，那时没有相机，也没有手机，不像现在，可以随时拍下这些珍贵的镜头。在如此艰苦的日子里，战士们没有怨言。工余，大家有的下棋，有的打牌，有的看书，还有的吹奏乐器。戈壁军营，虽苦犹乐。(叶兴华/文，摘自《上海老年报》)
大字报“教”我诗词
1966年，只上了一年初中的我们，跟着高中生进行大串联。每到一处，抄大字报是首要任务。就在我抄得头昏脑涨时，眼前一亮：大字报里夹杂着不少好诗词，像“黑云压城城欲摧”，像“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些古诗文早就被打入“四旧”之列，正愁无处可觅，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
抄来的古诗词，回家后我誊到笔记本上。那个年代，那些古诗词就以这样的方式，深深植根在我13岁的头脑里。
(邱晓燕/文，摘自《快乐老人报》),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