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新中国四次大改地名
时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地名普查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据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的决定，本次普查，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重点清理整治居民区、街巷存在的“大、洋、怪、重”地名。
此次地名清查的核心主旨是“文化保护”。其实，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有过4次大规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
第一次改名潮
取消了被认为带有文化优越感的地名
1951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随后，有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
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必要更改，却很值得商榷。
此一时期，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大方向。最著名者，莫过于“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
第二次改名潮
受《汉字简化方案》影响，章法很混乱
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更改。
较为典型者，如“瑷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1858年《瑷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至2015年，“爱辉”已被好几代人使用习惯了，却又改回了“瑷珲”。其他很多更改，也是章法混乱。如“邠县”更名为“彬县”(笔画反而多了)、“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不改成“大余岭”)……
第三次改名潮
“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
1966年，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袭来。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
北京市委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据统计，仅文革初期，红卫兵就把北京的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
第四次改名潮
追逐经济利益，很多成为了笑柄
1979～1986年间，中国搞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这次普查，动用10万之众，历时7年，除纠正文革期间的地名乱象外，还获得了陆地地名550余万条，沿海岛屿、海域地名2万余条。普查结束后，自国务院而下至各县市，成立了“地名委员会”。
新一轮的改名风潮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这一次的动机是“发展经济”，所以更名者以城市居多。这场改名潮延续至今，经济层面成功者很少。
大多数地名更改，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无谓的争议。比如，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
如今正在推进的这场地名普查与整治，预测或将成为1949年之后的第五次大的地名更改风潮。
(摘自《西宁晚报》), http://www.100md.com
此次地名清查的核心主旨是“文化保护”。其实，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有过4次大规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
第一次改名潮
取消了被认为带有文化优越感的地名
1951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随后，有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
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必要更改，却很值得商榷。
此一时期，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大方向。最著名者，莫过于“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
第二次改名潮
受《汉字简化方案》影响，章法很混乱
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更改。
较为典型者，如“瑷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1858年《瑷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至2015年，“爱辉”已被好几代人使用习惯了，却又改回了“瑷珲”。其他很多更改，也是章法混乱。如“邠县”更名为“彬县”(笔画反而多了)、“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不改成“大余岭”)……
第三次改名潮
“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
1966年，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袭来。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
北京市委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据统计，仅文革初期，红卫兵就把北京的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
第四次改名潮
追逐经济利益，很多成为了笑柄
1979～1986年间，中国搞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这次普查，动用10万之众，历时7年，除纠正文革期间的地名乱象外，还获得了陆地地名550余万条，沿海岛屿、海域地名2万余条。普查结束后，自国务院而下至各县市，成立了“地名委员会”。
新一轮的改名风潮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这一次的动机是“发展经济”，所以更名者以城市居多。这场改名潮延续至今，经济层面成功者很少。
大多数地名更改，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无谓的争议。比如，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
如今正在推进的这场地名普查与整治，预测或将成为1949年之后的第五次大的地名更改风潮。
(摘自《西宁晚报》),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