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15日的深夜，刘桂珍家的电话铃响了。她以为是丈夫常生呢。就说：“常生，深更半夜的打电话，想我啦?”那边还是没有做声，她说：“常生，别开玩笑啦，你开会这几天还好吧?”那边终于开了口：“我不是夏县长。”桂珍的脸一下就红了：“不好意思，你是哪位?”那边说：“桂珍，你真的听不出我的声音了?”桂珍愣了半天还是想不出对方是谁。那边轻轻地说：“我是范大川。”电话挂断了。

    范大川?这是她永远的伤疤，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她。她以为今生再也不会有人揭起，可是当“范大川”3个字说出来时，她的眼前出现了1973年的情景……

    她为什么要说：是他强奸我!

    1973年的夏天，刘桂珍随支书到庙湾公社带回了两个武汉知青，一个叫夏常生，一个叫范大川。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她，自然对从大城市来的两个年轻人刮目相看。那年她18岁，刚从中学毕业。做大队支书的大伯让她在大队当文书。

    夏常生和范大川就住在大队部里。早上随农民一起出工，晚上随农民一起歇工，一起吃大碗饭。繁重的劳作和艰苦的生活，让他们打破了初来时对农村田园诗一般的美妙憧憬，但他们还是很热情地劳动着。

    范大川会画画，劳作之余，他会背着画夹在小山岗上画静静的松树，有时刘桂珍悄悄走近他的时候，他也不打招呼。他画得很专注。范大川说：“改天我给你画一张像。”

    给她画画的那天是个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