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她的人，基本不知道她做过的那件事，甚至包括她的大部分亲朋好友。她在任何人面前绝口不提此事，有知情者欲散布，她必一律制止。更多知道那件事的人，则根本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因此，知道是她做的那件事的人微乎其微。她总是拒绝采访，实在推脱不了，不透露她的姓名是先决条件。

    至今，我们只知道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位画家。1966年“文革”开始前后，27岁的她尚无正式工作，除了跟父亲学画兼做助手，还跟一位老师学钢琴。这种有些隔世的生活状态，大约表明她生活环境的安逸和闲适。由于她的钢琴老师曾与傅雷的儿子傅聪同窗，使她有意无意地关注到敬佩已久的著名翻译家傅雷。她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不少译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