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的寒假，有双目炯炯的算命先生来到我家里。他说是受一条特殊脉象的牵引，来看看一个聪颖精巧的女孩的后半生运程。真的是衣着整洁步态稳健的中年男人，于是我听话，坐上家中那把高高的尊贵的藤椅。

    惴惴地伸出了我的右手。因为大一在学校大礼堂听了一堂庄严壮观的《易经》，所以在伸出右手的时候，惴惴中却也包含了无限的虔诚。先生文质彬彬朗朗上口的原话我是不记得了，但是他真的掐准了我曾经的命运：3岁的时候才开始蹒跚学步，7岁时出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天花，第一次高考以一分之差名落孙山。

    所以相信了他给我预测的未来的命运，比如要在24岁的时候，嫁给一个长我10岁、离我1000里以外的男人。18岁的时候去想像一个28岁的男人，有点可怕。“但是无论如何，”妈妈说，“10年还不至于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距离。”于是我真的无比笃定地相信：那个比我大10岁的男人，一定是经过了坎坷风霜到达了成功彼岸；他一定见惯华丽纷繁后心事笃定沉稳；他也许不高大英俊，但是一定气宇轩昂；他也许走过了婚姻经历了家庭，但是来到我身边的时候，他一定还是在执著地坚信着爱情。我不知道这样的想像和规划是否有些宿命和消极，但是当算命先生如一个得道仙人款步离开我家的那一刻，我真的已经坚信了：一场命中注定的婚姻，将在我24岁那年姗姗来到。

    寒假过完回学校，我开始一节不落地去上英语课，并且非常迫切地想知道，英语老师的确切出生年月。他是一个轮廓分明异常瘦削的男子，不怎么爱笑，常常会叫我去黑板前默写单词或站起来朗读课文。他喜欢谈杜拉斯和雷马克，青筋暴突的手，看起来有沧桑和成熟的味道。也许得到这样的男子，未来的生活未尝不会有着意味深长的幸福。

    然而却看见他牵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家伙，在黄昏的林阴路上，笑声清朗地喊我帮他们照相。我端着相机调焦的时候装作不经意地问：“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