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大学刚刚毕业，我和男友来到了海南。我被分到了一个文化研究所，一个闲得发慌、穷得又要哭的单位。

    那正是海南开发热的几年，男友认识了我们的一个校友，他叫她师姐。师姐因为有关系，正在热炒滨海路的一块黄金地皮。男友等于是在她手下打工，目的是为了混到最后能分一杯羹。

    到了1993年年初，师姐的资产据说已经上了亿，但男友还是囊中空空，我们仍然在为租一个便宜而又安静的房子而绞尽脑汁。

    也就是这一年，海南的房地产在发展到顶峰的同时也出现了危险的信号。一些有远见的公司开始陆续撤离了，师姐也要走，说去北京。但我没有想到的是，男友也要跟着走。

    我又气又恨，明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但还是问了他一句：“我们的感情怎么办？”

    他像外国人那样耸耸肩，不置可否地摇头。

    这段感情就这么完了。我留在了海口。其时，海口的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我被男友激发起来的愤怒和斗志却日益高涨。这年年底，我想办法进了海南的一家大报社，开始了记者生涯。

    二这个时候，我人生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无论做什么职业，都要把挣钱放在第一位。因为事实告诉我，没有钱就没有尊严!

    一晃就是6年。这6年，我真是像一个拼命三郎那样工作着。到了1998年年底，我终于能给自己买套房子了，三房两厅，小区也不错，还能看见海。这是我所能看到的成果。这时的我，也已经30岁了。

    年龄告诉我必须要结婚了。当时我在海南岛也算是一个名气不小的记者了，随便嫁一个男人肯定是我不能接受的。但有钱有权条件好的男人未婚待娶的又有几个？我身边的人开始劝我放低标准，找一个离过婚的，只要没有孩子，经济条件好就可以考虑。我想也行，架子拿那么大干什么。

    遇到魏凌越的时候已经又过了两年。魏凌越是统计局的干部，有过短暂婚史。他是江西人，来海南的时间不长，纯粹是为了换换环境。他工资不高，住着单位给的一套一室一厅，人倒是真随和，长得也不错。

    半年以后，我们开始讨论结婚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