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仲春的一个黄昏，我和小菊流落在上海火车站附近。村里的爱珍在江苏的昆山上班，过年时回家，大包搭小包，从头到脚一身新，把村里女伴们的眼都看花了。我和隔壁的小菊问爱珍，他们厂里还招不招人。爱珍的眼睛抬得比天还高，爱理不理地说，那要等我春节后回厂里问了才知道。我和小菊一气之下，决定不再求她，不就是昆山吗？我们去上海，比昆山更繁华更洋派，到时候也衣锦还乡，看她还有什么话说。爱珍只念到初中，因为成绩一塌糊涂就辍学了，我和小菊却是堂堂高中生，找工作不比她容易？

    到了上海，我和小菊才发现，我们来得太盲目了。没有熟人朋友亲戚，住宿是最大的问题，一个晚上的旅馆费，就要好几十，我和小菊口袋里的钱迅速地瘪下去。我们辗转在人才市场和职业介绍中心，可是人家一听说我们不会电脑操作，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就一口回绝了我们。也有人愿意要我们，但那不是去餐馆当服务员，就是给人家做保姆。我和小菊也动过是不是要去做的心思，可是一想起爱珍那副傲慢的样子，就立刻打消了念头。怎么能干这样低三下四的活？要是让爱珍知道，不笑掉大牙才怪。

    又过去了两天，我和小菊口袋里的钱加起来，不到二百元了。我们商定，今天再找不到工作的话，就乘火车回家。回家的硬座车票要一百六十元，剩下的钱，刚好够吃饭。依旧是一个徒劳的白天，我和小菊几乎把腿都走断了。黄昏的时候，我们拐进了街边的一家小吃店。店很小，门口贴着招服务员的红纸，但我们不是冲这个去的，我们是冲着牌子上写的“大碗面条2元”去的。

    问题出在吃完面后我们上厕所这个环节上。为了付面条钱，我把身上的钱从里面的口袋里掏到了外面，付完后，随手就塞在了裤子袋里，谁知道上完厕所，那很浅的口袋不知怎么搞的没能挡住钱，我眼睁睁看着叠成小块的纸币轻飘飘地掉出来，落在水池里，还没等我回过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