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是高中语文老师，父亲在文化局戏曲创作室搞专业创作。

    7岁那年的一天，母亲对我说：“小芬，妈把你送到姥姥家去，你到姥姥那里上学吧。”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父母离婚了。

    我从此在姥姥家住了下来，姥姥给我在村里的小学校报了名，我背起小书包，和邻居的几个孩子一起每天穿过大片的庄稼地上学去。这里的孩子们并没有把我看做他们村里的人，他们把我叫做“城里孩”，因为我穿的衣服比他们的新，比他们的艳，他们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花小姐”。后来一个和我好起来的叫改琴的女孩子偷偷告诉我，“花小姐”是骂人的话，农村里树上有种昆虫，长得很花，却放很臭的屁，那虫叫“花大姐”。“叫你花小姐，还不就说你是花大姐的妹妹吗？”

    但在姥姥那里，我得到了她全部的爱。姥姥认识字，她读过书，上到高小毕业，她有一肚子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董永和七仙女、牛郎织女天河配、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故事都是在那一个个夜晚我从姥姥那里听来的。很好笑的是，我一直把梁山伯听成了“连三辈”，把祝英台听成“猪英台”。我从姥姥那里听得最多的还是《聊斋》上的故事：我知道了有一个小孩子变成了一个小虫子，知道了阎王殿里也有恶鬼横行，但我更多听到的还是那些美丽狐仙和书生相恋的故事，那些故事让我听得津津有味。我那时并不知道相恋这个词，用姥姥的话说，就是“狐仙从此和书生成了一家人，过上了好日子”。那些美丽缠绵的爱情滋润着我孤独的心灵，使我寂寞的少年时代一天天长出了生命的些许绿色。

    姥姥不让我和男孩子们来往，不让我和他们在一起玩耍。村里有个叫二红的女孩子，喜欢和男孩子们在一起打打闹闹、爬树上房。姥姥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还像个女孩样子吗？有人生没人管。”但二红在我看来是那样快乐。有一次，二红见姥姥下地干活去了，就叫我和她一起玩。我们就在一起玩起了小孩子们经常玩的嫁新娘的游戏。二红装扮成新娘子“嫁”给一个叫马驹的男孩子，马驹把二红背到一棵大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