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专毕业后，我无事可做，经妈妈安排，到了他们的电器厂仓库，做了一名打包工。

    打包工这个工作，和我学的经济没有一点儿关系，我自然不甘心与一群平均文化只有初中水平的女人在一起，但是眼下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我必须留在这里，而且厂里说还缺一名会计，听母亲的语气，似乎我如果努力的话，或者那个机会会属于我。

    为安身立命之想，只有这样。

    初到包装组的时候，我被分配到包装线上。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将那些沉沉的经过检测的电器装进小纸箱，封口，然后贴上厂里的标签，枯燥无味而且特消耗体力。

    厂里中午管一顿饭，这也是我们这些女工最快乐的时间。大家在一起开开玩笑，聊聊家庭、孩子，借此来缓解一下压力。但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杨福梅，她独来独往，一个人吃饭，从不与大家说笑。

    有几个人说她有病，精神不太正常。我诧异，精神不太正常还能进这个包装组？有人透露给我消息，若不是精神不正常，就是故作清高。

    但是杨福梅对我的态度却很好，我们相邻，她时不时跑过来搭两句话，但说的内容实在是无内容可言，如“天气真好啊”，再如：“吃了吗？”这种泛泛的招呼话说完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内容可言，看我也懒得理她，她往往会带着讪笑，站在那里等一会儿，直到工长的大嗓门在那边喊：杨福梅!你又跑哪里去了？

    几个同事看她对我的态度，都觉得奇怪。她们喊我文化妞，正因为她们听说我是个大学生。有个同事这样开玩笑：看来杨福梅的心不低啊，想和我们的文化妞搭讪，自己小学都没有毕业!又是一个想吃天鹅肉的主儿。

    大家哄笑，我也跟着哄笑。

    抬头看不远处的她，竟然没有一丝恼怒的意思，或者是被大家这样玩笑惯了的。她抬起头，对我微笑了一下。

    就有同事再说起她，说她小气，而且贪财，常常把单位里那些原则上要回收的旧纸箱偷偷拿去卖钱，被工长发现几次依旧不改。

    那个同事笑嘻嘻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