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讲台
1968年，正是“文革”时期，当时废止了中高考，我初中毕业后回农村，在土地上“摸爬滚打”，偶尔表现出几丝与农民不同的“文质彬彬”。
1970年3月，村里要办一所民办学校，村支书找到我，要我任教。当时父老乡亲很看重我，因为那时一个村没几个人上过初中。可农村文化相当落后，教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父亲鼓励我：“教书好!为乡亲们办好事，将来总会有出息的。”
于是，村里在一间民房里办起了学校，十几个灰头土脸、高矮不齐的孩子，十几张农民家的旧桌子，一块斑痕剥落的旧黑板，一块铁皮吊在檐下做打铃钟。开始孩子们没兴趣，有的说要回家放鸭，有的说要回家放牛，我哄着留住他们，上课时，教他们读“a、o、e、i、u……”，认“1、2、3、4、5……”，下课了跟他们一起做游戏、唱歌、做操。
慢慢地，他们有了兴趣，而且每天能坚持到校。山背后一个偏僻村子里没有学校，听说我们村办了学校，有五个孩子就天天背斗笠、带饭菜来学校求学。他们学习特别用功，他们每天要翻一座高山，来回走将近10公里路，只要老师教得了，他们就学得进。
我的教书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结婚生子，有了七口之家，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家庭的拖累，学校工作的繁杂缠绕一身，我只有起早贪黑，白天上课，放学后匆匆回到田间地头转转，晚上在油灯下备课、改作业。农忙时一天犁地四五亩，插秧二亩多田。就这样风风雨雨，磨砺过了15年的民办教师生涯，教出学生一大批，他们都纷纷飞出小山村，去汲取更多的知识。
如今，我早已走下讲台，可每当想起我手捧课本，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的情景，依旧心情激荡。, 百拇医药(蔡松平)
1970年3月，村里要办一所民办学校，村支书找到我，要我任教。当时父老乡亲很看重我，因为那时一个村没几个人上过初中。可农村文化相当落后，教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父亲鼓励我：“教书好!为乡亲们办好事，将来总会有出息的。”
于是，村里在一间民房里办起了学校，十几个灰头土脸、高矮不齐的孩子，十几张农民家的旧桌子，一块斑痕剥落的旧黑板，一块铁皮吊在檐下做打铃钟。开始孩子们没兴趣，有的说要回家放鸭，有的说要回家放牛，我哄着留住他们，上课时，教他们读“a、o、e、i、u……”，认“1、2、3、4、5……”，下课了跟他们一起做游戏、唱歌、做操。
慢慢地，他们有了兴趣，而且每天能坚持到校。山背后一个偏僻村子里没有学校，听说我们村办了学校，有五个孩子就天天背斗笠、带饭菜来学校求学。他们学习特别用功，他们每天要翻一座高山，来回走将近10公里路，只要老师教得了，他们就学得进。
我的教书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结婚生子，有了七口之家，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家庭的拖累，学校工作的繁杂缠绕一身，我只有起早贪黑，白天上课，放学后匆匆回到田间地头转转，晚上在油灯下备课、改作业。农忙时一天犁地四五亩，插秧二亩多田。就这样风风雨雨，磨砺过了15年的民办教师生涯，教出学生一大批，他们都纷纷飞出小山村，去汲取更多的知识。
如今，我早已走下讲台，可每当想起我手捧课本，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的情景，依旧心情激荡。, 百拇医药(蔡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