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之

    回首望过去，可怜无数山。

    我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到今年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期间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最终完成了草学学士、法律硕士、經济学博士等阶段的学习。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在多家农业企业打工，曲折废弛难以尽述。

    学历只是经历的一部分，并不必然代表什么。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有些经历被视为失败、无用，但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唐·吉诃德式的挣扎过程就不重要，就没有意义。恰恰是因为岁月打磨和风雨雕琢，才能活出人生该有的样子。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漫漫旅途中，总有一些重要节点，必须要站出来总结，才显得庄严肃穆。01

    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很多与计划生育有关，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国策，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

    6岁前，我被称为“黑娃”。这里的“黑”不是皮肤原因，而是指新出生的人口，没有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属于非法生产的“黑户”。对于这种“非法行为”的惩处，总不能把新生儿退回去或者清理掉，只能对人口生产者予以政治或经济上的多重打击。父母为了躲避这种处罚，就将我的童年四处藏匿，使我陷落于爱的贫困，一生不得治愈。

    1987年，我出生在甘肃老家半山腰的一个窑洞里，就是老一辈人为了躲避兵祸和盗匪，在山野深处钻穴而居的那种窑洞。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远未能吹拂到这些山壑峁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超乎今天的孩子们的想象。没有通电、没有水源、没有取暖设备，前往中心乡镇的卫生所，要套着牛车走大半天的山路。即便如此匮缺的医疗资源，作为“黑娃”也根本不敢光明正大地寻求。

    一个新生生命的成长，除了要给予乳品、粮食之外，必然要匹配最基本的医疗帮助。爷爷奶奶抱着这个小生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是怎样挨过一个个酷暑严寒，以及用怎样的土方子来惊险地应对婴儿的头疼冷热、感冒发烧？爷爷奶奶点着煤油灯，在漆黑的窑洞里，颤颤巍巍地抚慰着这个嗷嗷待哺、彻夜啼哭的婴孩。每每想到这样的一些画面，我都会泪水决堤。

    3岁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