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上汶

    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宋史·欧阳修传》

    称欧阳修为“千古伯乐”，最早可追溯到脱脱编修的《宋史》，惊才绝艳如苏轼、文学成就如曾巩等不世大才，统统都是欧阳修的门生故吏。

    那么，欧阳修究竟举荐了多少人才？

    苏轼的文学基础来自父亲苏洵的家学。苏洵在自己科举屡屡落败后，将经世致用的希望寄托于儿子苏轼、苏辙身上，在《上张侍郎第一书》中回忆了其对二子的教育：“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

    苏轼自幼便接受了策、论类文章的教育，父亲苏洵认为时文“好奇而务深”“虚浮不实”，倡导“文贵自然”“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这与当时正在酝酿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暗和。所以，苏轼年少时接受的教育恰恰跟随了文学变革的脚步，使得他在日后的科举考场上，受到了欧阳修的关注。

    关于欧阳修与苏轼，多年来一直盛传，苏轼殿试考了第一，但因为欧阳修误认为这是自己门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免徇私，将此文的真实作者苏轼降为第二。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去看曾巩和苏轼的文章，会发现这种说法破绽颇多。相反，真实的情况，可能会更令我们意识到欧阳修对苏轼的知遇之恩。

    宋仁宗嘉祐年间，考生在殿试阶段几乎不会再落榜，只是用来决定最终名次，所以，省试在宋代科举中才是最重要环节。按《宋史》载，宋代省试“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到了宋仁宗宝元年间，在李淑的建议下，又改成了：“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

    也就是说，在进士科举考试中，并非单单考一科，而是综合策、论、赋、帖经(墨义)四科的总成绩，进行综合排名，苏轼斩获第二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也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科目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