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只能向老师、母亲讲实话了：我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但我坚决不上学了。我向老师表示，回家当一个好的知识青年。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鸡蛋端到王老师面前，坚定地对我说：“不行，你妹妹完小毕业了，家里有帮手，你要听老师的话，一定上学去，我织花边供你上学。”

    不知是对母亲亲情的天平失去了平衡，还是良心的责备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我再也抑制不住长期压抑在心里的感情，哭了，母亲也禁不住用衣襟擦着眼睛，王老师的眼圈也红了。老师看到我家的现实，终于同意了我的选择。我送老师到村西头，回家后带着激昂而又十分复杂的感情，写了一首650字的《五言诗》。

    实践证明，我确实没有食言，两年的农村生活，我毫不保留地把学到的知识送给了农村，我办的夜校两年在全公社评比获第一名，我两次到母校给应届毕业校友做回乡劳动的体会报告。

    1964年，我18岁，被上级团组织推荐选拔送到团校去学习深造。临别时刻，在一个深夜两三点钟的秋天，面对毅然抛掉自己幸福而为我甘心吃苦的母亲，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走在夜色茫茫的西去县城东站的路上，我深切地感到，正是母亲的力量催促着我快步地正式踏上这革命生涯的征途。

    母亲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母亲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一样有着传统的淳厚朴实、勤劳善良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