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李学为亲历日本花冈暴动记
在夏津县郑保屯镇八屯村村民李学为的家中，我们见到了一张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中国银行汇票，这张在李家屉底已压了十多年的汇款凭证，字迹仍清晰可辨：项目记载为“劳工赔偿金(李学为)”，金额“25万日元”，收款人“李传芹(李学为之子)”。这笔特殊的款项，是日本鹿岛建设公司根据2000年11月2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花冈事件诉讼调解书”，向中国986名受难劳工支付的5亿日元中的一部分。根据调解书，法庭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成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受难者的赔偿、慰灵、遗属的自立、护理以及后代的教育等。
这张凭据，标志着日本企业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强掳中国劳工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军队、企业共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几年，中国劳工及子女不断向日本内阁递交信函，甚至集体到日本国会门前静坐诉求权利，日本政府均装聋作哑逃避承担责任。李学为94岁的遗孀刘俊英老人，手捧着故人的录音光碟泣不成声：“日本政府早晚得赔偿这笔拖欠多年的血泪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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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光碟，播放器里传出了一个悲愤而苍老的声音：
天降噩运
1945年3月26日上午，以卖牛血、羊血养家糊口的我，推着独轮车到临清县去赶集，刚走到半路，就被5个日伪军截住。其中一名留大胡子的长官二话没说，一脚踢翻了独轮车，牛血撒了一地，我弯腰去捡，身上又重重地挨了一枪托。“妈的，老子今天毙了你。”一个矮个子伪军边打边骂。他们三下五除二将我大捆大绑押进了临清监狱，无辜被抓的我一路泪水成河：家中年迈的父母还等着这点血换几个钱救命呢。在监狱里，我和10多个被抓来的难友两人一对每人被镣铐锁住一只脚，饭不让吃，水不让喝。我又渴又饿又想家，一夜里和难友喊哑了嗓子，脚底跺出了血，喊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第二天，我们被捆绑着带上汽车，运往济南。车到高唐，趁司机修车之际，有七八名难友跳车逃跑，还没跑几步，就被伪军开枪击中，白花花的脑浆喷了一地，我吓得当场昏了过去。车到济南，我们被押到一座密不透风的铁房子里，每天只给一个牛眼大的窝窝头充饥。在这里住了六七天，加上后来抓来的几百名民工被押上去青岛的火车。一上火车，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几次想跳火车自杀，都被日伪军牢牢地拧住，并重重地挨了顿毒打。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颠簸，我们被关押到青岛大港的劳工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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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囚笼
1945年4月18日黎明，青岛外滩黄海海面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本武装货轮“衡阳丸”像一只巨大的乌龟伏在6号码头的海面上随波晃动，被海风撕裂了的膏药旗“呼啦啦”在船楼上翻飞，一行近600名华工每人发一套黑绿色的衣服，一块线毯，一顶帽子，在军警的棍棒驱使下，随着一片哭声登上甲板，苦难的同胞从此离开了祖国的怀抱，被逼向异国他乡，走上了悲惨的劳工之路。
“衡阳丸”号尽管是一艘排水量较大的货轮，但由于这么多人与矿石、咸盐一起混装在底仓，拥挤不堪，闷热难当。汹涌的大海风高浪急，货轮忽而被推上峰尖，忽而被跌入低谷，颠簸得十分厉害，我这习惯于土里刨食的农民，五脏六腑都要被倒出来。大家坐不能坐，站无法站，又想到远离家乡的亲人，个个心如刀绞，哭声连片，悲痛欲绝。一会儿工夫，就惹烦了甲板上的鬼子。有三四个人抡着大木棒来到仓里，嘴里呜哩哇啦地骂着，朝门口的几个哭泣者劈头盖脸一顿猛打，船舱里才渐渐平静下来。可没过多久，因晕船带来的呕吐之声又代替了刚才的哭声，空气中充满了污浊的馊臭，熏得人简直无法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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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时间，大家呕吐症状有所减轻，饥渴却又像幽灵似地缠在了每个人的身上。战时的中日航线由于时常要躲避盟军飞机舰艇的轰炸袭击，走走停停，航期不定，船上鬼子对饮食和淡水控制十分严厉，所以被分成几个小队的全体劳工，只能轮流用一口铁锅蒸杂面(玉米、橡子等)饼子。一个小队一锅，一天一顿饭，每人能抢到一个牛眼大小的饼子就算万幸，有时风浪掀翻饭锅，饼子被大浪冲进海里，一天的口粮也就喂了鱼虾。船上淡水更是奇缺，常常是整天不给一口水。有的因饥渴而晕死过去，被日本人身缠矿石块抛进茫茫无际的大海。记得是上船后的第三天的晚上，附近海面发现了美国潜艇及其布设的水雷，“衡阳丸”号只得中途抛锚，等待日本军舰开道护航。有的难友借船停时机试图跳海逃生，均遭船上日军射击，生死未卜。我因生在卫运河边，水性较好，主要是当时饿得要死，也想跳水碰碰运气。便趁着灯火管制的时间爬出船仓，船上岗哨太近没冒险，却意外发现了仓口的一个大水盆下扣了许多玉米饼子，消息传开，不大工夫，就被仓里的难友悄悄地拿了个净光。因这，第二天开船时好多难友被打，我被两个日本兵用麻绳抽得遍体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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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4天的航程，“衡阳丸”号在海上开了18天，才于1945年5月2日停泊在日本下关码头。在这里劳工们履行了“入关”手续：报告自己籍贯、姓名、出生年月日等。所有衣物都被蒸煮消毒，并被强制拉去药水洗澡，推进黑色的药水池，我尚未痊愈的伤口被刺得钻心痛……
地狱生涯
第二天的上午，全体华工被推上了驶向东北方向的闷罐列车，听着车轮辗着路基“扎扎”作响，我们不时从车板缝里向外观察，看到沿途到处瓦砾成堆，草与人齐，人烟稀少，所见之人无论工场、田间、路上包括下关码头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妇女，青年男子很少，又联想到日本货船在大海上躲躲闪闪的窘境，猜测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已成强弩之末。
经过三昼夜长途奔波，列车嘶叫着推开了地狱之门——秋田县花冈町(现大馆市)作业所。下了火车一看，人们吸了一口凉气，那些早来的同胞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遍身疮痂、骨瘦如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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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作业所是日本东北部的一座铜矿，归属鹿岛组(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前称)开发。我们近600名劳工被加入到1944年先期到达的390名(已被折磨致死10余人)同胞中，被监工威逼着开始了艰苦的治河、筑路等苦难深重的劳役生活。
1945年5月，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盟军已逼近并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国内已进入物资极度匮乏时期。为了支持战争苟延残喘，日本企业也加紧了对在日华工敲骨吸髓的残苦压榨。我们一行近600人到达花冈时，正赶上河川改道工程进入所谓的“突贯期”(即无限期的突击干活)。每天劳工们顶着星星去上工，晚上顶着星星收工，干活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一天两顿色如红胶泥的橡子面窝头，一顿只有一小个，晚上是一碗橡子面糊糊，为了防止在工地上饿倒遭打或出现事故，大家常常饭时将窝头掰下一小块应付了事，到工地干活时实在支持不住时才舍得偷吃一口。由于这些东西无法消化，吃了往往胀肚拉稀，好多人由此转为痢疾，病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病死累死的劳工一天天在增加，开始还一尸一箱拉出去火化，后来就攒到三五个一块拉，最后火化也来不及，不少人就扔埋到山坡上了事。到花冈一个多月时间，经我本人背出埋到山坡上的就有7人。抗战胜利回国时，虽然每人都背回了死者的骨灰盒，但仅仅是个样子罢了。, http://www.100md.com(李印文)
这张凭据，标志着日本企业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强掳中国劳工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军队、企业共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几年，中国劳工及子女不断向日本内阁递交信函，甚至集体到日本国会门前静坐诉求权利，日本政府均装聋作哑逃避承担责任。李学为94岁的遗孀刘俊英老人，手捧着故人的录音光碟泣不成声：“日本政府早晚得赔偿这笔拖欠多年的血泪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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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光碟，播放器里传出了一个悲愤而苍老的声音：
天降噩运
1945年3月26日上午，以卖牛血、羊血养家糊口的我，推着独轮车到临清县去赶集，刚走到半路，就被5个日伪军截住。其中一名留大胡子的长官二话没说，一脚踢翻了独轮车，牛血撒了一地，我弯腰去捡，身上又重重地挨了一枪托。“妈的，老子今天毙了你。”一个矮个子伪军边打边骂。他们三下五除二将我大捆大绑押进了临清监狱，无辜被抓的我一路泪水成河：家中年迈的父母还等着这点血换几个钱救命呢。在监狱里，我和10多个被抓来的难友两人一对每人被镣铐锁住一只脚，饭不让吃，水不让喝。我又渴又饿又想家，一夜里和难友喊哑了嗓子，脚底跺出了血，喊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第二天，我们被捆绑着带上汽车，运往济南。车到高唐，趁司机修车之际，有七八名难友跳车逃跑，还没跑几步，就被伪军开枪击中，白花花的脑浆喷了一地，我吓得当场昏了过去。车到济南，我们被押到一座密不透风的铁房子里，每天只给一个牛眼大的窝窝头充饥。在这里住了六七天，加上后来抓来的几百名民工被押上去青岛的火车。一上火车，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几次想跳火车自杀，都被日伪军牢牢地拧住，并重重地挨了顿毒打。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颠簸，我们被关押到青岛大港的劳工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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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囚笼
1945年4月18日黎明，青岛外滩黄海海面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本武装货轮“衡阳丸”像一只巨大的乌龟伏在6号码头的海面上随波晃动，被海风撕裂了的膏药旗“呼啦啦”在船楼上翻飞，一行近600名华工每人发一套黑绿色的衣服，一块线毯，一顶帽子，在军警的棍棒驱使下，随着一片哭声登上甲板，苦难的同胞从此离开了祖国的怀抱，被逼向异国他乡，走上了悲惨的劳工之路。
“衡阳丸”号尽管是一艘排水量较大的货轮，但由于这么多人与矿石、咸盐一起混装在底仓，拥挤不堪，闷热难当。汹涌的大海风高浪急，货轮忽而被推上峰尖，忽而被跌入低谷，颠簸得十分厉害，我这习惯于土里刨食的农民，五脏六腑都要被倒出来。大家坐不能坐，站无法站，又想到远离家乡的亲人，个个心如刀绞，哭声连片，悲痛欲绝。一会儿工夫，就惹烦了甲板上的鬼子。有三四个人抡着大木棒来到仓里，嘴里呜哩哇啦地骂着，朝门口的几个哭泣者劈头盖脸一顿猛打，船舱里才渐渐平静下来。可没过多久，因晕船带来的呕吐之声又代替了刚才的哭声，空气中充满了污浊的馊臭，熏得人简直无法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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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作业所是日本东北部的一座铜矿，归属鹿岛组(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前称)开发。我们近600名劳工被加入到1944年先期到达的390名(已被折磨致死10余人)同胞中，被监工威逼着开始了艰苦的治河、筑路等苦难深重的劳役生活。
1945年5月，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盟军已逼近并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国内已进入物资极度匮乏时期。为了支持战争苟延残喘，日本企业也加紧了对在日华工敲骨吸髓的残苦压榨。我们一行近600人到达花冈时，正赶上河川改道工程进入所谓的“突贯期”(即无限期的突击干活)。每天劳工们顶着星星去上工，晚上顶着星星收工，干活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一天两顿色如红胶泥的橡子面窝头，一顿只有一小个，晚上是一碗橡子面糊糊，为了防止在工地上饿倒遭打或出现事故，大家常常饭时将窝头掰下一小块应付了事，到工地干活时实在支持不住时才舍得偷吃一口。由于这些东西无法消化，吃了往往胀肚拉稀，好多人由此转为痢疾，病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病死累死的劳工一天天在增加，开始还一尸一箱拉出去火化，后来就攒到三五个一块拉，最后火化也来不及，不少人就扔埋到山坡上了事。到花冈一个多月时间，经我本人背出埋到山坡上的就有7人。抗战胜利回国时，虽然每人都背回了死者的骨灰盒，但仅仅是个样子罢了。, http://www.100md.com(李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