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司法部长史良：女汉子与女君子(2)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良在重庆和武汉期间，和罗隆基的恋爱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但多才多情的罗隆基转为追求浦熙修时，史良立即结束了这段恋情。
后来，史良与营救政治犯时的亲密战友陆殿栋确立恋爱关系，并于1940年结婚。陆殿栋是个非常讲究生活情调的人，年轻时经常陪史良去西餐厅吃饭，去郊外骑马。史良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时，每一次转移、藏匿，都有陆殿栋共陪同共患难。史良十分尊重他。章诒和在《侧影》中回忆：1956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那天风浪大，船颠簸得厉害，整条船上唯有史良正襟危坐。洋专家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司法部部长，争先恐后地要求合影。史良婉拒：“不行。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你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应当有我的先生在场。没有他或者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陆殿栋平时对史良照顾得特别周到。章诒和曾写道，和史良一家同去青岛的火车上，陆殿栋用自备的钉子、布料，熟练地为史良搭好午休用的床帐;史良晚年多病，陸殿栋有专门的本子记录史良看病、吃药的时间。史良曾对章诒和的母亲哭诉过：“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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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1957年被定为极右派分子后，曾经的不少恋人都在当时的政治重压下纷纷出来批斗他。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史良也曾对其高举批判的矛头。但在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很多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候，史良却找有关方面说，把他们从政治上打倒就行了，不一定降低他们的工资待遇，剥夺他们政协委员的资格。此举被认为是为章、罗翻案，在“文革”中史良为此屡受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中，一些民盟机关干部把从罗隆基处搜到的史良曾写的情书拿出来当众宣读，并质问史良和这个大右派到底是什么关系。史良努力挺直被人压弯的腰，大声回答：“我爱他!”
在现场见到这一幕的章伯钧回家后说，那一刻，他感觉史良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很了不起。确实，罗隆基风流多情负了史良，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她仍勇于承认曾对罗隆基的爱恋，那种真女人真性情的风情，令人荡气回肠。
不低头的风骨
史良生性倔强，像春梅不肯向寒风低头一样，不肯向不合理现象低头。哪怕后来史良阅世已深，她身上“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豪气也屡屡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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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一二·一”惨案后，史良出钱租场地开追悼会，又公开敬献“统治者宰治，青年遭殃孰能忍;立法的毁法，民权扫荡真堪伤”的挽联。国民党对其非常仇视，相传重庆当局拟出的第二批暗杀名单史良首当其冲。但史良仍继续组织反对国民党暴行的活动，不怕她可能成为下一个追悼对象。
国民党撤往台湾前，劝诱史良归顺未果，上海警备司令部便公开追杀史良。就在她被特务盯上的危急关头，解放军打进上海，她才虎口脱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任司法部部长，她敢说敢做，和沈钧儒领导的最高人民法院密切合作，为新中国法官、律师、公证员等司法制度的建立健全，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创建性的工作。
1950年，史良主持落实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这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所制定的第一部大法。在此之前，有关婚姻的法律，一直沿用《唐律·户婚篇》的基本内容。《唐律》规定娶妻无媒不可，如果未经尊亲属同意、没有媒人，擅自结婚要杖打一百。女性无法自立，不得不依赖于男性。1948年，史良、邓颖超等在土改第一线调查的结果更是触目惊心：有些地方在土改中，不准妇女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富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婚姻法》一举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觉悟后的广大妇女纷纷冲破旧式包办、买卖婚姻的牢笼。一张张政府颁发的婚姻证，用法律的形式赋予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中国的妇女终于和男子一样，拥有了爱与被爱的权利。
没有什么比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更重要了，而史良，这位把丘比特之箭射到中国的女人，更用自身来充分诠释了这两个“自由”。
史良的养女史小红如此评价史良：“我们知道宋庆龄，我们知道邓颖超，但我们不知道史良，她不是名门之后，也不是名人之妻，她是她自己，她所得所成皆是自我奋斗而来。”, http://www.100md.com(何远琼)
后来，史良与营救政治犯时的亲密战友陆殿栋确立恋爱关系，并于1940年结婚。陆殿栋是个非常讲究生活情调的人，年轻时经常陪史良去西餐厅吃饭，去郊外骑马。史良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时，每一次转移、藏匿，都有陆殿栋共陪同共患难。史良十分尊重他。章诒和在《侧影》中回忆：1956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那天风浪大，船颠簸得厉害，整条船上唯有史良正襟危坐。洋专家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司法部部长，争先恐后地要求合影。史良婉拒：“不行。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你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应当有我的先生在场。没有他或者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陆殿栋平时对史良照顾得特别周到。章诒和曾写道，和史良一家同去青岛的火车上，陆殿栋用自备的钉子、布料，熟练地为史良搭好午休用的床帐;史良晚年多病，陸殿栋有专门的本子记录史良看病、吃药的时间。史良曾对章诒和的母亲哭诉过：“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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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1957年被定为极右派分子后，曾经的不少恋人都在当时的政治重压下纷纷出来批斗他。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史良也曾对其高举批判的矛头。但在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很多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候，史良却找有关方面说，把他们从政治上打倒就行了，不一定降低他们的工资待遇，剥夺他们政协委员的资格。此举被认为是为章、罗翻案，在“文革”中史良为此屡受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中，一些民盟机关干部把从罗隆基处搜到的史良曾写的情书拿出来当众宣读，并质问史良和这个大右派到底是什么关系。史良努力挺直被人压弯的腰，大声回答：“我爱他!”
在现场见到这一幕的章伯钧回家后说，那一刻，他感觉史良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很了不起。确实，罗隆基风流多情负了史良，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她仍勇于承认曾对罗隆基的爱恋，那种真女人真性情的风情，令人荡气回肠。
不低头的风骨
史良生性倔强，像春梅不肯向寒风低头一样，不肯向不合理现象低头。哪怕后来史良阅世已深，她身上“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豪气也屡屡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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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一二·一”惨案后，史良出钱租场地开追悼会，又公开敬献“统治者宰治，青年遭殃孰能忍;立法的毁法，民权扫荡真堪伤”的挽联。国民党对其非常仇视，相传重庆当局拟出的第二批暗杀名单史良首当其冲。但史良仍继续组织反对国民党暴行的活动，不怕她可能成为下一个追悼对象。
国民党撤往台湾前，劝诱史良归顺未果，上海警备司令部便公开追杀史良。就在她被特务盯上的危急关头，解放军打进上海，她才虎口脱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任司法部部长，她敢说敢做，和沈钧儒领导的最高人民法院密切合作，为新中国法官、律师、公证员等司法制度的建立健全，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创建性的工作。
1950年，史良主持落实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这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所制定的第一部大法。在此之前，有关婚姻的法律，一直沿用《唐律·户婚篇》的基本内容。《唐律》规定娶妻无媒不可，如果未经尊亲属同意、没有媒人，擅自结婚要杖打一百。女性无法自立，不得不依赖于男性。1948年，史良、邓颖超等在土改第一线调查的结果更是触目惊心：有些地方在土改中，不准妇女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富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婚姻法》一举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觉悟后的广大妇女纷纷冲破旧式包办、买卖婚姻的牢笼。一张张政府颁发的婚姻证，用法律的形式赋予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中国的妇女终于和男子一样，拥有了爱与被爱的权利。
没有什么比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更重要了，而史良，这位把丘比特之箭射到中国的女人，更用自身来充分诠释了这两个“自由”。
史良的养女史小红如此评价史良：“我们知道宋庆龄，我们知道邓颖超，但我们不知道史良，她不是名门之后，也不是名人之妻，她是她自己，她所得所成皆是自我奋斗而来。”, http://www.100md.com(何远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