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捐献了半个故宫，深藏功与名(2)
因此学界有称：“张伯驹一个人的捐赠，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半壁江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至今日，这些捐赠依然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为此，政府本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他却分文不取，只答应收下文化部发的一张奖状。
很多人问张伯驹，为什么要无偿捐献？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在张伯驹眼中，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这些文物，首先属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花多少代价留下来，都值得。
住得高楼，嚼得菜根
1966年，浩劫袭来，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8个月后，他被吉林博物馆辞退，送到舒兰县插队。当时张伯驹已近70岁，县上一看，“这么老的一个老头子，难道要我们养他不成!”
, 百拇医药
无奈之下，张伯驹和潘素只能冒着大雪，回到北京。回京后他们才发现，自己的宅子已经变成了大杂院，住着十几户人家。夫妇两人只好蜗居在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他们没有户口，分不到粮票。这个曾坐拥亿万家产的民国公子，只好靠着亲戚朋友的接济，艰难度日。
虽清贫寒苦，张伯驹和潘素依然在家画画作诗，陶冶性情，内心好似未曾遭受任何震荡。对此，红学大家周汝昌感佩道：“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要知道，当初张家生活好时，曾有10位管家，负责中西餐的就有4位大厨。他在丛碧山房会客，席间有一道菜，叫作“清炒口蘑丁”。听起来平平淡淡，其实大有来头：野生口蘑产自张家口外草原，产量极少，异常珍贵，美食家多用它调羹、打卤，舍得清炒的，大概只有张伯驹一人。
而多年后，画家黄永玉在饭馆偶遇张伯驹。只见他孤坐于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一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黄永玉不禁感叹道：“能喝此蹩脚红菜汤，先生真乃大忍人也!”
, 百拇医药
我的东西不怕丢，永远在故宫
除了泰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在“做人”二字上，张伯驹一生亦是万中无一之高标。
当初，一代收藏大家王世襄想研究《平复帖》上的印章，又不敢轻易开口，酝酿了好几日，才向张伯驹提出请求。出乎意料的是，张伯驹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实在是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王世襄听了，下巴差点掉到地上，小心翼翼地把《平复帖》捧回家，不敢有半点闪失。
章诒和的回忆录中，写过张伯驹两件事：
其一，抗战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被蒋介石没收家产，从此以典当为生。日本方面一心想要将其笼络至麾下，借他的背景做些事情。袁克定宁可饿死，也不做汉奸。张伯驹得知，见他生活难以为继，就把他接到自己家住。袁克定拿到文史馆工资，张伯驹分文不取，对他一养就是10年，直到他195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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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章诒和父亲章伯钧被打成右派，最后凄苦而死，自己只得搬家。碍于其右派身份，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上门吊慰。直到有一天，她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居然是张伯驹夫妇。两人得知章伯钧的死讯后，多方打听，拄着拐棍找了整整一天，才寻访到她的住处。
对此，章诒和写道：“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张氏夫妇不过是君子之交，看看画，吃吃饭而已……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之人，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
难怪有人说，张伯驹这一生最宝贵的，并不在于他曾有万贯家财、逍遥富贵，也不在于他无偿捐献了《平复帖》《游春图》这样的重量级国宝。最宝贵的，是他的“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
他的生命气息与光泽，才是永恒之物。
1982年2月，张伯驹病逝。多年后，一向以嬉皮笑脸示人的主持人窦文涛，在节目中讲起张伯驹的死，不禁眼淚婆娑，长叹唏嘘。
他说：“张伯驹他没有死，你灭不了他!当年他说过：‘我的东西不怕丢，永远在故宫’。我跟你们说，咱们都死光了，千秋万世都有张伯驹的名字!”
摘编自“水木文摘”, 百拇医药(书单君)
为此，政府本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他却分文不取，只答应收下文化部发的一张奖状。
很多人问张伯驹，为什么要无偿捐献？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在张伯驹眼中，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这些文物，首先属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花多少代价留下来，都值得。
住得高楼，嚼得菜根
1966年，浩劫袭来，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8个月后，他被吉林博物馆辞退，送到舒兰县插队。当时张伯驹已近70岁，县上一看，“这么老的一个老头子，难道要我们养他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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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张伯驹和潘素只能冒着大雪，回到北京。回京后他们才发现，自己的宅子已经变成了大杂院，住着十几户人家。夫妇两人只好蜗居在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他们没有户口，分不到粮票。这个曾坐拥亿万家产的民国公子，只好靠着亲戚朋友的接济，艰难度日。
虽清贫寒苦，张伯驹和潘素依然在家画画作诗，陶冶性情，内心好似未曾遭受任何震荡。对此，红学大家周汝昌感佩道：“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要知道，当初张家生活好时，曾有10位管家，负责中西餐的就有4位大厨。他在丛碧山房会客，席间有一道菜，叫作“清炒口蘑丁”。听起来平平淡淡，其实大有来头：野生口蘑产自张家口外草原，产量极少，异常珍贵，美食家多用它调羹、打卤，舍得清炒的，大概只有张伯驹一人。
而多年后，画家黄永玉在饭馆偶遇张伯驹。只见他孤坐于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一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黄永玉不禁感叹道：“能喝此蹩脚红菜汤，先生真乃大忍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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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东西不怕丢，永远在故宫
除了泰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在“做人”二字上，张伯驹一生亦是万中无一之高标。
当初，一代收藏大家王世襄想研究《平复帖》上的印章，又不敢轻易开口，酝酿了好几日，才向张伯驹提出请求。出乎意料的是，张伯驹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实在是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王世襄听了，下巴差点掉到地上，小心翼翼地把《平复帖》捧回家，不敢有半点闪失。
章诒和的回忆录中，写过张伯驹两件事：
其一，抗战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被蒋介石没收家产，从此以典当为生。日本方面一心想要将其笼络至麾下，借他的背景做些事情。袁克定宁可饿死，也不做汉奸。张伯驹得知，见他生活难以为继，就把他接到自己家住。袁克定拿到文史馆工资，张伯驹分文不取，对他一养就是10年，直到他195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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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章诒和父亲章伯钧被打成右派，最后凄苦而死，自己只得搬家。碍于其右派身份，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上门吊慰。直到有一天，她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居然是张伯驹夫妇。两人得知章伯钧的死讯后，多方打听，拄着拐棍找了整整一天，才寻访到她的住处。
对此，章诒和写道：“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张氏夫妇不过是君子之交，看看画，吃吃饭而已……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之人，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
难怪有人说，张伯驹这一生最宝贵的，并不在于他曾有万贯家财、逍遥富贵，也不在于他无偿捐献了《平复帖》《游春图》这样的重量级国宝。最宝贵的，是他的“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
他的生命气息与光泽，才是永恒之物。
1982年2月，张伯驹病逝。多年后，一向以嬉皮笑脸示人的主持人窦文涛，在节目中讲起张伯驹的死，不禁眼淚婆娑，长叹唏嘘。
他说：“张伯驹他没有死，你灭不了他!当年他说过：‘我的东西不怕丢，永远在故宫’。我跟你们说，咱们都死光了，千秋万世都有张伯驹的名字!”
摘编自“水木文摘”, 百拇医药(书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