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有3个『素交』
1939年11月1日，钱钟书与同仁从上海出发，冒着战火，辗转五千里，历时一个月零四天，到达今湖南涟源市蓝田办事处光明山，任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湖南师范大学前身)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他刚满29周岁。
钱钟书是一个谨慎交友的人，在“國师”的朋友不多，但至少有三个挚友。
一个是汪梧封。汪梧封比钱钟书大5岁，曾是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而钱钟书是光华大学英文系讲师。现在，钱钟书虽然是“国师”英文系主任，而汪梧封只是教授，但两人交情仍甚好。钱钟书住在“国师”本部——李园，汪梧封住在离本部七八百米远的德志园，还隔着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一架木板桥，冬天水浅时，可踩着鹅卵石过河。《围城》里写“水涸的时候，大家都不走木板桥而踏着石子过溪……”就是这情景的写照。
钱钟书常过河到德志园找汪梧封聊天，汪梧封有时也邀请钱钟书来德志园吃火锅。钱钟书读书札记《湘日乘》中记载：“梧封招吃火锅。安得季与健共享之？”钱钟书自己吃了还不算，还恨不得与妻子杨绛(本名杨季康)一起来享受汪梧封的火锅，但是杨绛此时却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当时，两人还可能边吃边讨论有关学术问题。
钱钟书辞职回上海后，汪梧封接任“国师”英文系系主任，1949年8月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1950年任湖南大学外语系教授，后又受聘中山大学外语系教授。
钱钟书的另一个挚友是吴忠匡。吴忠匡比钱钟书小6岁，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光华大学时的学生。钱基博于1938年被聘为“国师”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吴忠匡任他的助教。吴忠匡跟随钱基博及其同仁从上海来“国师”时，钱钟书到船上来为父亲送行。开船之前，钱钟书和他们一一握手话别，只捏了一下吴忠匡的手，没有说话，便匆匆登了岸。两人就这样相识了。
在“国师”，吴忠匡的房间在钱基博房间的后面，钱钟书的房间在钱基博的隔壁。吴忠匡称钱基博为老夫子，称钱钟书为小夫子。
老夫子每事记在日记上，日记本摊着置放在案头，吴忠匡看了日记，就每事必报知小夫子。每有困难，吴忠匡便向小夫子求助，钱钟书则有求必应，帮他很多忙。吴忠匡对钱钟书很是佩服，凡事言听计从。冬天的晚上，钱钟书与吴忠匡共围一个火炉读书，读到半夜饿了，就各用废纸浸湿包一个鸡蛋放到火盆里煨熟做夜宵。
1940年，吴忠匡代钱钟书印行《钟书君近诗》200份，该书收录1939年冬钱钟书由上海赴湖南途中写的旧体诗。从此，钱钟书每有诗作，吴忠匡都用夹贡纸(生宣的一种，厚纸)请他为自己另录一份收存。钱钟书总是欣然把笔，从不推拒。吴忠匡后来回忆说：“在‘国师’，我俩是风雨同舟，比邻而居，一同起居，一同读书。晨起常共餐，夜读常挨桌。他给我珍珠般的教诲，消除我的浅陋。在春秋美好的日子里，一同高兴地前往游览风景。或远眺山峰的美好;或在清清的河中荡舟;或咏诗李园，浮想联翩。”
1941年夏，钱钟书准备回上海，吴忠匡向钱钟书提出把其诗书留给他作纪念。钱钟书便奋力将在“国师”开始写作的《谈艺录》清了一遍稿，另誊录一本，在原稿本上，大笔一挥“付忠匡藏之”五个大字，把它赠给了吴忠匡。他还赋诗一首——《吴亚森(忠匡)出纸索书余诗》，诗中将吴忠匡引为知音。
1954年，吴忠匡到哈尔滨大学任教。在“国师”与钱钟书一起享受读书的快乐，成了吴忠匡一生中一种精神圣地般的回忆。
钱钟书在“国师”还有一位挚友是徐燕谋。徐燕谋比钱钟书大4岁，两人曾是苏州市桃坞中学(今苏州市第四中学)不同年级的校友。中学毕业后，徐燕谋考入光华大学，成为钱基博的学生，毕业留校任教，与钱钟书同为光华大学同事。1939年，徐燕谋随钱钟书来“国师”任英文系讲师。钱钟书以兄事之。徐燕谋兼擅中西文学，并且是个出色的古典诗人，其诗才与学识，钱钟书推崇备至，以为胜于己。其实，徐燕谋更佩服钱钟书，把钱钟书比作黄庭坚，把自己比作师法黄庭坚的北宋诗人陈师道。他谦逊地说，自己的诗不能与钱钟书比肩。自己与钱钟书就如严武与杜甫，两人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但严武的诗作只附在杜甫诗集的后面。
钱钟书尽管博闻强记，但在“国师”写《谈艺录》时，也难免遇到记不起来的东西，这时，徐燕谋往往能帮助钱钟书解决难题。1940年，钱钟书写了一首《赵雪崧有偶遗忘问稚存辄得原委一诗，师其例赠燕谋，君好卧帐中读书》的诗，诗的第一联说：“开卷愁无记事珠，君心椰子绰犹馀。”意思是说，我开卷读书，愁的是手中没有一颗传说中的能帮助记忆的珠子，但徐燕谋却有;他的心也只有椰子那么大，却可以装得万卷书。
钱钟书、徐燕谋两人的性格迥然有别。钱钟书有如杨绛所说的“痴气”，有时像调皮的小孩，淘气而爱搞恶作剧。而徐燕谋为人沉默寡言，当在座客人高谈阔论时，他总是在旁静静听着。据吴忠匡在《记钱钟书先生》文中回忆：“有一次晚饭后，我们同往徐燕谋先生校本部外的金盆园寓处闲话，一些同人围上前来，钟书上下古今，娓娓不倦，到激情处，他挥着手杖，手舞足蹈。到兴尽告别时，燕谋先生才发现他张挂的蚊帐上被戳了好几处窟窿。钟书大笑着拉着我一溜烟跑了。”
有时，只有钱钟书、徐燕谋两人在一起，钱钟书就与他谈《围城》的构思。
1941年夏天，徐燕谋随钱钟书回到上海，1954年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回到上海一年后，钱钟书写了一首《示燕谋》的诗，回忆两人离开蓝田回到上海的历程，诗的最后两句是：“差喜捉笼囚一处，伴鸣破尽作诗悭。”意思是说：非常高兴的是，我俩在“国师”，好像被人捉着关在一只笼子里;如鸟伴鸣，我俩相互作诗唱和多么快乐，虽然作诗不多。
钱钟书在《谈交友》一文中说：“真正友谊的产物，只是一种渗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没有这种愉快，随你如何直谅多闻，也不会有友谊。接触着你真正的朋友，感觉到这种愉快，你内心的鄙吝残忍，自然会消失，无须说教似的劝导……在我一知半解的几国语言里，没有比中国古语所谓‘素交’更能表出友谊的骨髓。一个‘素’字把纯洁真朴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致。素是一切颜色的基础，同时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像白日包含着七色。真正的交情，看来像素淡，自有超越死生的厚谊。”
钱钟书在“国师”与三位挚友的交往，就是这样的“素交”。他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超越死生的厚谊”。, 百拇医药(吴勇前)
钱钟书是一个谨慎交友的人，在“國师”的朋友不多，但至少有三个挚友。
一个是汪梧封。汪梧封比钱钟书大5岁，曾是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而钱钟书是光华大学英文系讲师。现在，钱钟书虽然是“国师”英文系主任，而汪梧封只是教授，但两人交情仍甚好。钱钟书住在“国师”本部——李园，汪梧封住在离本部七八百米远的德志园，还隔着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一架木板桥，冬天水浅时，可踩着鹅卵石过河。《围城》里写“水涸的时候，大家都不走木板桥而踏着石子过溪……”就是这情景的写照。
钱钟书常过河到德志园找汪梧封聊天，汪梧封有时也邀请钱钟书来德志园吃火锅。钱钟书读书札记《湘日乘》中记载：“梧封招吃火锅。安得季与健共享之？”钱钟书自己吃了还不算，还恨不得与妻子杨绛(本名杨季康)一起来享受汪梧封的火锅，但是杨绛此时却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当时，两人还可能边吃边讨论有关学术问题。
钱钟书辞职回上海后，汪梧封接任“国师”英文系系主任，1949年8月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1950年任湖南大学外语系教授，后又受聘中山大学外语系教授。
钱钟书的另一个挚友是吴忠匡。吴忠匡比钱钟书小6岁，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光华大学时的学生。钱基博于1938年被聘为“国师”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吴忠匡任他的助教。吴忠匡跟随钱基博及其同仁从上海来“国师”时，钱钟书到船上来为父亲送行。开船之前，钱钟书和他们一一握手话别，只捏了一下吴忠匡的手，没有说话，便匆匆登了岸。两人就这样相识了。
在“国师”，吴忠匡的房间在钱基博房间的后面，钱钟书的房间在钱基博的隔壁。吴忠匡称钱基博为老夫子，称钱钟书为小夫子。
老夫子每事记在日记上，日记本摊着置放在案头，吴忠匡看了日记，就每事必报知小夫子。每有困难，吴忠匡便向小夫子求助，钱钟书则有求必应，帮他很多忙。吴忠匡对钱钟书很是佩服，凡事言听计从。冬天的晚上，钱钟书与吴忠匡共围一个火炉读书，读到半夜饿了，就各用废纸浸湿包一个鸡蛋放到火盆里煨熟做夜宵。
1940年，吴忠匡代钱钟书印行《钟书君近诗》200份，该书收录1939年冬钱钟书由上海赴湖南途中写的旧体诗。从此，钱钟书每有诗作，吴忠匡都用夹贡纸(生宣的一种，厚纸)请他为自己另录一份收存。钱钟书总是欣然把笔，从不推拒。吴忠匡后来回忆说：“在‘国师’，我俩是风雨同舟，比邻而居，一同起居，一同读书。晨起常共餐，夜读常挨桌。他给我珍珠般的教诲，消除我的浅陋。在春秋美好的日子里，一同高兴地前往游览风景。或远眺山峰的美好;或在清清的河中荡舟;或咏诗李园，浮想联翩。”
1941年夏，钱钟书准备回上海，吴忠匡向钱钟书提出把其诗书留给他作纪念。钱钟书便奋力将在“国师”开始写作的《谈艺录》清了一遍稿，另誊录一本，在原稿本上，大笔一挥“付忠匡藏之”五个大字，把它赠给了吴忠匡。他还赋诗一首——《吴亚森(忠匡)出纸索书余诗》，诗中将吴忠匡引为知音。
1954年，吴忠匡到哈尔滨大学任教。在“国师”与钱钟书一起享受读书的快乐，成了吴忠匡一生中一种精神圣地般的回忆。
钱钟书在“国师”还有一位挚友是徐燕谋。徐燕谋比钱钟书大4岁，两人曾是苏州市桃坞中学(今苏州市第四中学)不同年级的校友。中学毕业后，徐燕谋考入光华大学，成为钱基博的学生，毕业留校任教，与钱钟书同为光华大学同事。1939年，徐燕谋随钱钟书来“国师”任英文系讲师。钱钟书以兄事之。徐燕谋兼擅中西文学，并且是个出色的古典诗人，其诗才与学识，钱钟书推崇备至，以为胜于己。其实，徐燕谋更佩服钱钟书，把钱钟书比作黄庭坚，把自己比作师法黄庭坚的北宋诗人陈师道。他谦逊地说，自己的诗不能与钱钟书比肩。自己与钱钟书就如严武与杜甫，两人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但严武的诗作只附在杜甫诗集的后面。
钱钟书尽管博闻强记，但在“国师”写《谈艺录》时，也难免遇到记不起来的东西，这时，徐燕谋往往能帮助钱钟书解决难题。1940年，钱钟书写了一首《赵雪崧有偶遗忘问稚存辄得原委一诗，师其例赠燕谋，君好卧帐中读书》的诗，诗的第一联说：“开卷愁无记事珠，君心椰子绰犹馀。”意思是说，我开卷读书，愁的是手中没有一颗传说中的能帮助记忆的珠子，但徐燕谋却有;他的心也只有椰子那么大，却可以装得万卷书。
钱钟书、徐燕谋两人的性格迥然有别。钱钟书有如杨绛所说的“痴气”，有时像调皮的小孩，淘气而爱搞恶作剧。而徐燕谋为人沉默寡言，当在座客人高谈阔论时，他总是在旁静静听着。据吴忠匡在《记钱钟书先生》文中回忆：“有一次晚饭后，我们同往徐燕谋先生校本部外的金盆园寓处闲话，一些同人围上前来，钟书上下古今，娓娓不倦，到激情处，他挥着手杖，手舞足蹈。到兴尽告别时，燕谋先生才发现他张挂的蚊帐上被戳了好几处窟窿。钟书大笑着拉着我一溜烟跑了。”
有时，只有钱钟书、徐燕谋两人在一起，钱钟书就与他谈《围城》的构思。
1941年夏天，徐燕谋随钱钟书回到上海，1954年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回到上海一年后，钱钟书写了一首《示燕谋》的诗，回忆两人离开蓝田回到上海的历程，诗的最后两句是：“差喜捉笼囚一处，伴鸣破尽作诗悭。”意思是说：非常高兴的是，我俩在“国师”，好像被人捉着关在一只笼子里;如鸟伴鸣，我俩相互作诗唱和多么快乐，虽然作诗不多。
钱钟书在《谈交友》一文中说：“真正友谊的产物，只是一种渗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没有这种愉快，随你如何直谅多闻，也不会有友谊。接触着你真正的朋友，感觉到这种愉快，你内心的鄙吝残忍，自然会消失，无须说教似的劝导……在我一知半解的几国语言里，没有比中国古语所谓‘素交’更能表出友谊的骨髓。一个‘素’字把纯洁真朴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致。素是一切颜色的基础，同时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像白日包含着七色。真正的交情，看来像素淡，自有超越死生的厚谊。”
钱钟书在“国师”与三位挚友的交往，就是这样的“素交”。他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超越死生的厚谊”。, 百拇医药(吴勇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