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文化四大贡献之二
筷子古称“箸”，是中华民族主要的食具，也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对世界人民的四大贡献之一。网上有人把我们用筷子吃饭说成是“中国人的羞耻”，认为餐叉才代表着先进文化。其实，洋人使用餐叉是很晚的事，英国女王直到18世纪才用叉子就餐。而中国人自七千年前便开始使用餐勺(匕)，四千多年前开始使用餐叉，三千多年前开始使用筷子。可见，中国人用餐具代替手指要比西方早几千年。至于我们用筷子取代餐叉，用著名科学家李政道的话说，“简单而奇妙的筷子深含哲理，中国人的聪明与它有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大多数民族使用筷子就餐，与其食文化史的形成有关。
人类在发明陶烹技术之前，上溯至祖先最初用火熟物的数十万年之久的漫长的食生活中，远古人类的熟物方法无非是直接将食物置于火外焰之上的“烤”、外焰或内焰之中的“烧”、热石(火堆或火塘围石)之上的“炙”、投于火堆(燃烧物以树木枝干为主)之中或埋于烬之内的“煨”等最基本的几种。还有食物不受明火，用泥土包裹加热致熟的“炮”法，如现代的“叫化鸡”类。由此可见，在陶器发明之前，人们是以烧烤为主要致熟手段来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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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在“烧烤时代”，人们在加工进食时，都要借助某种工具，而不能直接用手在火上操作。他们只能是借助略经加工的木棒或枝条等物叉挑食物于火上或火中烧烤，或用它们搅动炙石上的植物籽实。直到现在，我国东北鄂伦春族还有将揉成环形的面条用木棒挑放拨取在火上烧熟的“乌尔赫真窝恩”面食的习惯，这就是说，早在“烧烤时代”，箸的二分之一形态便已经最初形成了。
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的饮食莫名其妙。中餐的由来，可以用“饥饿”和“粒食”两个词来概括。我们的祖先也想和其他民族一样地大块吃肉，但是，肉食相对匮乏的生存环境以及繁生、聚居文化基因导致的生态破坏和饥饿，迫使中国先民走上了粟食的道路。
先民在从肉食向粒食过渡时，曾经有一个阶段，存在着三种取食功能可用同一种食具来完成的情况。细碎的粒食不可以再沿用直接用火致熟的方法，于是先民发明了用陶器煮、蒸的方法。根据先易后难的顺序，煮粥当在蒸饭之前。为了解饱，粥要煮得稠，专名称“饘”。稠粥半舀半拨，带凹形的匕就成为方便食具，有陆游的《出归杂咏》诗为证：“齿豁顽童尽耐超，即令烂饭用匙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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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疑问，既然古老的骨匕已经兼能用来分割熟肉、拨食粟饭，后来更演变出舀食羹汤的匙，何必再发明更为简陋的筷子呢？这一问题的答案，还是应当在“粒食”文化的特殊背景中去寻找，因为箸的出现适应了特殊的需要。
我国已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骨箸出土，但也有人疑其为簪发之笄。箸的粒食考察多从名称入手。《韩非子·喻老》说商纣王已用珍贵的“象(牙)箸”。但“箸”字从竹，标明普遍流行的箸是竹质的。箸有别名“ ”(也作“ ”)，字从夹。从陶鼎内滚热的羹中夹取小块食物，这才是其他工具难以取代的功能。
关于箸的由来的推论，不只是假说，也有文献可考。《礼记·曲礼》即有“羹之有菜者用 ，其无菜者不用 ”之说。羹曾是必备之物，不分贵族平民。贫民之家没有肉食专供老人，只是羹中有少量肉块，当然要择出来给老人享用。这就决定了进餐时选取小块食物的用具之需要，也就是其他民族饮食生活中不存在需要。
网上有谈论筷子的文章，认为筷子要比刀叉落后，说：“从真正人类学发展的科学角度来看，筷子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认为中国人因此“思维能力不发达，未能产生工业革命”。这种错误观点的产生，显然是由于孤立地看待筷子，未能把它与中餐的复杂性联系起来，暴露了作者对中国食文化的偏见和无知。中餐和西餐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餐以粒食为主，西餐以肉食为主；中餐讲味道，西餐重营养；用刀叉吃馄饨别扭，以筷子吃牛排困难。所以，筷子的出现是跟中餐长期演化出来的诸多细节互相配合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是民族文化或民族性格独特性的一种物象象征，在学术界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文化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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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之所以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是由于其积淀了几千年的广博内涵所致。箸除了食文化的功能之外，还与不少的文化门类紧密相关，所以被称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简略说来，至少与下列文化门类有关。
箸与史学
从史学来说，箸的发明创造、发展和演变，体现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中国人的文明与智慧。据初步考察，先秦著述，历代史籍，各种“政书”、“类书”、“地理总志”、地方志，以及诸子百家著作、野史、传奇、笔记小说等等，涉箸资料不胜枚举。通过箸史可以使人从中更深刻地认识过去的中国社会。
箸与考古学
从考古学而言，成千上万种的箸文物，囊括了商周铜箸、骨箸、牙箸，秦汉铁、竹、木箸，隋唐宋元直至明清的金、银、犀、玉箸等，民国时期至当代的珊瑚、翡翠、瓷料、景泰蓝、合金、塑料等箸品，加上镌“箸”先秦和秦代刻石，两汉画像石和画像砖，经魏晋历隋唐宋元而至明清之墓葬涉箸壁画，可谓洋洋大观，通过小小的筷子，人们可以解读不少使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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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与自然科学、哲学
在自然科学方面，仅从历代金属箸而论，即可为我国历代冶金、金属加工(含锻、铸、压、车、刨、鎏金、镀)、简单机构制造(接銎、焊、子母螺、链等)提供了直接的史料。
《说文解字》对“箸”的解释是“箸，饭欹也。从竹，者声。”在这极简略的解说中，除了说箸在质料上和“竹”有关、在语言上跟“者”相关外，只用了两个字解释箸，就是“饭欹”(“欹”是异体字，其本字右边是“支”) 。古礼规定吃米饭不用箸，箸仅限于夹“菜”，再去掉那个“饭”字，则箸的本质意义只在于“欹”字。
什么是“欹”呢？《荀子·宥坐》说，孔子参观鲁国宗庙时，看到一件他不认识的器具，当守庙人告诉他那就是欹时，他给人讲解其用处说，欹器的特性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君主把它摆在座右，当作警戒，提醒自己不可自满，以免颠覆。《辞海》解释欹器的原理说：欹是个汲水的陶罐，但其中两耳稍靠下，水半满时，重心在耳下，罐位自动调正，水满时必然倾覆。仿此，统治者宁可永远保持谦虚的倾斜状态。根据欹器原理，汉代发明了多层的“被中香炉”，衽席间可旋转，但燃烧物不倾出。英国科学史权威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正是中国古代这种巧妙装置，启发了航空陀螺仪的发明，应用到现在的许多高科技领域，诸如火箭、卫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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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在注《说文解字》中，解释“欹”意为倾斜，因为箸“必须侧用之”，实际上也释为一种哲理。我国古代许多先哲，如荀子、韩非、贾谊、司马迁、刘安、王充等均曾以箸为载体，发表哲学和政治思想见解，对于国人世界观、价值观、是非观产生过深刻影响。宋代《云仙杂记》说，智者朱符用《易经》中关于对立统一关系的太极理论解释火箸，说它“如两仪，成变化，不可缺一”，都是箸的哲理体现。
箸与文字艺术、工艺美术
箸的文字源流，从秦惠王时的《诅楚文》，经《说文解字》到清代邓石如的书法，清晰可寻，纵不断线。从古至今，以箸为题材的诗、词、歌、赋、铭、神话、传奇、小说，数不胜数。又有不少名家以箸写入诗、词、小说、谜语、民谚之中。
箸还被广泛用于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另外，烙画、雕镂、镶嵌、印花、漆画、景泰蓝工艺等均同箸结有不解之缘。
箸与民族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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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1.礼仪活动，如婚礼中的“回鱼箸”、“置箸婿室”、“藏筷子”，丧礼中的“箸陪葬”，寿庆中的“拿筷子”等； 2.节庆活动，如年节丢筷用新筷，用“供筷”祭祖，云南哈尼族以九双筷子的替代物祭祖等； 3.宗教活动用物，如道教用箸“供斋”、“办会”、“施寒林”，云南西双版纳佛寺向高僧献箸礼等； 4.民间供奉，如“插箸祭天”等； 5.用作信物，如旧时苗族首领“调兵以帚、箸为号”，大连中国箸文化陈列馆征集的白铜大筷重350克，为旧时绿林人物的权利象征； 5.旧时占卜物，如“箸卜”； 6.游戏、酒令，如以筷子玩“棒子、老虎、鸡”等。
箸与人体保健
用箸牵动着人体若干肌肉的运动与神经的快速传递，这种利手、利脑运动，有利于人类智力的发育与人体健康。
筷子从亘古走来，迟至从商代中晚期至今，箸文化与中华文明同步发展，世世代代一脉相承。筷子虽然在质料、形制与规格上迭经变易，但其功能在几千年来却延续不断。箸除作为食具外，曾是赏赐、馈赔、贡奉、符信、凭据、防身器、赌局、暗号、军演、算筹等的优选物，也是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等的重要道具，还是书法、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的特有载体，并是医药保健、利手现象研究、人类智力开发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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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筷子蕴藉的箸文化，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心理之中。全国十几亿人以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众多侨胞，大多数人终身以箸为伴，成为一种民族传承，以巨大的凝聚力，牵动着炎黄子孙眷恋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不仅如此，箸作为食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从中国流传域外。从日本推古天皇至田中角荣首相，从利玛窦到尼克松，他们无不为中国的筷子的独特风采而倾倒。日本、韩国举办了正确使用筷子的培训班，德国筷子收藏家和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为了您的健康，拿起筷子来”的建议。目前，全球至少有15亿人口用箸作为食具。箸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的一个部分。
当然，以筷子用餐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一次性筷子浪费资源及污染环境等，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采取措施来解决的。
(下期预告：中国食文化四大贡献之三——独领风骚的茶道神韵), 百拇医药(通庆楼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大多数民族使用筷子就餐，与其食文化史的形成有关。
人类在发明陶烹技术之前，上溯至祖先最初用火熟物的数十万年之久的漫长的食生活中，远古人类的熟物方法无非是直接将食物置于火外焰之上的“烤”、外焰或内焰之中的“烧”、热石(火堆或火塘围石)之上的“炙”、投于火堆(燃烧物以树木枝干为主)之中或埋于烬之内的“煨”等最基本的几种。还有食物不受明火，用泥土包裹加热致熟的“炮”法，如现代的“叫化鸡”类。由此可见，在陶器发明之前，人们是以烧烤为主要致熟手段来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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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在“烧烤时代”，人们在加工进食时，都要借助某种工具，而不能直接用手在火上操作。他们只能是借助略经加工的木棒或枝条等物叉挑食物于火上或火中烧烤，或用它们搅动炙石上的植物籽实。直到现在，我国东北鄂伦春族还有将揉成环形的面条用木棒挑放拨取在火上烧熟的“乌尔赫真窝恩”面食的习惯，这就是说，早在“烧烤时代”，箸的二分之一形态便已经最初形成了。
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的饮食莫名其妙。中餐的由来，可以用“饥饿”和“粒食”两个词来概括。我们的祖先也想和其他民族一样地大块吃肉，但是，肉食相对匮乏的生存环境以及繁生、聚居文化基因导致的生态破坏和饥饿，迫使中国先民走上了粟食的道路。
先民在从肉食向粒食过渡时，曾经有一个阶段，存在着三种取食功能可用同一种食具来完成的情况。细碎的粒食不可以再沿用直接用火致熟的方法，于是先民发明了用陶器煮、蒸的方法。根据先易后难的顺序，煮粥当在蒸饭之前。为了解饱，粥要煮得稠，专名称“饘”。稠粥半舀半拨，带凹形的匕就成为方便食具，有陆游的《出归杂咏》诗为证：“齿豁顽童尽耐超，即令烂饭用匙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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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疑问，既然古老的骨匕已经兼能用来分割熟肉、拨食粟饭，后来更演变出舀食羹汤的匙，何必再发明更为简陋的筷子呢？这一问题的答案，还是应当在“粒食”文化的特殊背景中去寻找，因为箸的出现适应了特殊的需要。
我国已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骨箸出土，但也有人疑其为簪发之笄。箸的粒食考察多从名称入手。《韩非子·喻老》说商纣王已用珍贵的“象(牙)箸”。但“箸”字从竹，标明普遍流行的箸是竹质的。箸有别名“ ”(也作“ ”)，字从夹。从陶鼎内滚热的羹中夹取小块食物，这才是其他工具难以取代的功能。
关于箸的由来的推论，不只是假说，也有文献可考。《礼记·曲礼》即有“羹之有菜者用 ，其无菜者不用 ”之说。羹曾是必备之物，不分贵族平民。贫民之家没有肉食专供老人，只是羹中有少量肉块，当然要择出来给老人享用。这就决定了进餐时选取小块食物的用具之需要，也就是其他民族饮食生活中不存在需要。
网上有谈论筷子的文章，认为筷子要比刀叉落后，说：“从真正人类学发展的科学角度来看，筷子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认为中国人因此“思维能力不发达，未能产生工业革命”。这种错误观点的产生，显然是由于孤立地看待筷子，未能把它与中餐的复杂性联系起来，暴露了作者对中国食文化的偏见和无知。中餐和西餐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餐以粒食为主，西餐以肉食为主；中餐讲味道，西餐重营养；用刀叉吃馄饨别扭，以筷子吃牛排困难。所以，筷子的出现是跟中餐长期演化出来的诸多细节互相配合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是民族文化或民族性格独特性的一种物象象征，在学术界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文化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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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之所以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是由于其积淀了几千年的广博内涵所致。箸除了食文化的功能之外，还与不少的文化门类紧密相关，所以被称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简略说来，至少与下列文化门类有关。
箸与史学
从史学来说，箸的发明创造、发展和演变，体现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中国人的文明与智慧。据初步考察，先秦著述，历代史籍，各种“政书”、“类书”、“地理总志”、地方志，以及诸子百家著作、野史、传奇、笔记小说等等，涉箸资料不胜枚举。通过箸史可以使人从中更深刻地认识过去的中国社会。
箸与考古学
从考古学而言，成千上万种的箸文物，囊括了商周铜箸、骨箸、牙箸，秦汉铁、竹、木箸，隋唐宋元直至明清的金、银、犀、玉箸等，民国时期至当代的珊瑚、翡翠、瓷料、景泰蓝、合金、塑料等箸品，加上镌“箸”先秦和秦代刻石，两汉画像石和画像砖，经魏晋历隋唐宋元而至明清之墓葬涉箸壁画，可谓洋洋大观，通过小小的筷子，人们可以解读不少使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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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与自然科学、哲学
在自然科学方面，仅从历代金属箸而论，即可为我国历代冶金、金属加工(含锻、铸、压、车、刨、鎏金、镀)、简单机构制造(接銎、焊、子母螺、链等)提供了直接的史料。
《说文解字》对“箸”的解释是“箸，饭欹也。从竹，者声。”在这极简略的解说中，除了说箸在质料上和“竹”有关、在语言上跟“者”相关外，只用了两个字解释箸，就是“饭欹”(“欹”是异体字，其本字右边是“支”) 。古礼规定吃米饭不用箸，箸仅限于夹“菜”，再去掉那个“饭”字，则箸的本质意义只在于“欹”字。
什么是“欹”呢？《荀子·宥坐》说，孔子参观鲁国宗庙时，看到一件他不认识的器具，当守庙人告诉他那就是欹时，他给人讲解其用处说，欹器的特性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君主把它摆在座右，当作警戒，提醒自己不可自满，以免颠覆。《辞海》解释欹器的原理说：欹是个汲水的陶罐，但其中两耳稍靠下，水半满时，重心在耳下，罐位自动调正，水满时必然倾覆。仿此，统治者宁可永远保持谦虚的倾斜状态。根据欹器原理，汉代发明了多层的“被中香炉”，衽席间可旋转，但燃烧物不倾出。英国科学史权威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正是中国古代这种巧妙装置，启发了航空陀螺仪的发明，应用到现在的许多高科技领域，诸如火箭、卫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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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在注《说文解字》中，解释“欹”意为倾斜，因为箸“必须侧用之”，实际上也释为一种哲理。我国古代许多先哲，如荀子、韩非、贾谊、司马迁、刘安、王充等均曾以箸为载体，发表哲学和政治思想见解，对于国人世界观、价值观、是非观产生过深刻影响。宋代《云仙杂记》说，智者朱符用《易经》中关于对立统一关系的太极理论解释火箸，说它“如两仪，成变化，不可缺一”，都是箸的哲理体现。
箸与文字艺术、工艺美术
箸的文字源流，从秦惠王时的《诅楚文》，经《说文解字》到清代邓石如的书法，清晰可寻，纵不断线。从古至今，以箸为题材的诗、词、歌、赋、铭、神话、传奇、小说，数不胜数。又有不少名家以箸写入诗、词、小说、谜语、民谚之中。
箸还被广泛用于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另外，烙画、雕镂、镶嵌、印花、漆画、景泰蓝工艺等均同箸结有不解之缘。
箸与民族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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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1.礼仪活动，如婚礼中的“回鱼箸”、“置箸婿室”、“藏筷子”，丧礼中的“箸陪葬”，寿庆中的“拿筷子”等； 2.节庆活动，如年节丢筷用新筷，用“供筷”祭祖，云南哈尼族以九双筷子的替代物祭祖等； 3.宗教活动用物，如道教用箸“供斋”、“办会”、“施寒林”，云南西双版纳佛寺向高僧献箸礼等； 4.民间供奉，如“插箸祭天”等； 5.用作信物，如旧时苗族首领“调兵以帚、箸为号”，大连中国箸文化陈列馆征集的白铜大筷重350克，为旧时绿林人物的权利象征； 5.旧时占卜物，如“箸卜”； 6.游戏、酒令，如以筷子玩“棒子、老虎、鸡”等。
箸与人体保健
用箸牵动着人体若干肌肉的运动与神经的快速传递，这种利手、利脑运动，有利于人类智力的发育与人体健康。
筷子从亘古走来，迟至从商代中晚期至今，箸文化与中华文明同步发展，世世代代一脉相承。筷子虽然在质料、形制与规格上迭经变易，但其功能在几千年来却延续不断。箸除作为食具外，曾是赏赐、馈赔、贡奉、符信、凭据、防身器、赌局、暗号、军演、算筹等的优选物，也是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等的重要道具，还是书法、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的特有载体，并是医药保健、利手现象研究、人类智力开发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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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筷子蕴藉的箸文化，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心理之中。全国十几亿人以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众多侨胞，大多数人终身以箸为伴，成为一种民族传承，以巨大的凝聚力，牵动着炎黄子孙眷恋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不仅如此，箸作为食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从中国流传域外。从日本推古天皇至田中角荣首相，从利玛窦到尼克松，他们无不为中国的筷子的独特风采而倾倒。日本、韩国举办了正确使用筷子的培训班，德国筷子收藏家和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为了您的健康，拿起筷子来”的建议。目前，全球至少有15亿人口用箸作为食具。箸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的一个部分。
当然，以筷子用餐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一次性筷子浪费资源及污染环境等，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采取措施来解决的。
(下期预告：中国食文化四大贡献之三——独领风骚的茶道神韵), 百拇医药(通庆楼主)